刘昌玉教授的专著《战争、外交与贸易：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7月版），是近年来国内古代西亚史研究领域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该书以两河流域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2-前2006年）为研究对象，首次对其对外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综合性研究，不仅填补了国内乃至国际亚述学界在该领域的长期空白，更以其扎实的史料基础、清晰的分析框架和宏大的历史叙事，为理解早期国家的外交行为、帝国治理模式以及古代西亚的国际体系提供了宝贵的个案。

《战争、外交与贸易：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7月版）

　　刘昌玉以罕有的学术胆识，直面外交档案阙如的乌尔第三王朝，其勇气令人肃然起敬。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指出的，乌尔第三王朝虽留下了大量的泥板文献，但其中绝大多数是经济管理、行政记录类的档案，更缺乏“马里王室书信”或“阿马尔那泥板书信”那样直接、系统的外交文书。这一客观条件使得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关系研究长期处于“有骨无肉”或仅能进行个案探讨的状态。他并未因史料的“非典型性”而却步，而是创造性地从浩如烟海的经济、行政文献中，系统性地爬梳、甄别出与战争（如年名、战利品记录、王室铭文）、外交（如使节接待与派遣记录、礼物清单）、贸易（如商人活动、商品流通记录）相关的碎片化信息。在构建数据库的基础上，充分利用CDLI、BDTNS等在线数据库对泥板文献进行地毯式检索与分析，成功地将这些看似枯燥的收支账目、配给清单，转化为复原王朝对外关系网络的血肉与脉络。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功夫，使得本书的实证基础极为坚实，其“论从史出”的研究路径，为利用非传统史料研究古代国际关系史树立了典范。作为国内外首部对该主题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著，其开创性价值不言而喻。

　　面对纷繁复杂的史料，本书没有陷入琐碎的考据，而是构建了一个清晰有力、富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刘昌玉将战争、外交与贸易熔铸为驱动并形塑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的三大互动轴心，全书循此主线，逻辑严密，层层递进，一气呵成。第一章阐释乌尔第三王朝以军事手段奠定疆域格局、确立区域霸权秩序的历史进程。作者动态梳理并分析了乌尔第三王朝从乌尔纳姆时期的统一战争、舒尔吉统治阶段的大规模疆域扩张，到中后期战略重心转向防御的演变脉络，并敏锐指出掌控关键商路——尤其是连通伊朗高原的贸易通道——是贯穿上述军事行动的核心战略目标之一。第二章借鉴并进一步深化国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系统阐释了乌尔第三王朝的“三层政治区域”治理模式——核心区（直领行省）、边缘区（边疆）、外围藩属/外交同盟国。这一分析框架清晰划定了王朝统治体系的“内”“外”分野，为阐释其差异化的区域治理策略与对外交往范式，构建了坚实的地理与政治分析基础。第三、四、五章以乌尔第三王朝的外交实践为核心展开系统论述，深入考辨了使节往来与政治联姻这两大和平外交的核心支柱。作者通过梳理使节的来源构成、职责任务、接待规格，以及联姻的缔约对象、实施频率与深层政治意图，清晰还原了乌尔第三王朝依托非军事外交手段维系“三层政治区域”体系、巩固盟友关系、治理边缘及外围势力的运作逻辑。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归纳出联姻外交“多元化布局、全方位覆盖、高频率变动”的鲜明特征，这一论断颇具理论洞见。第六章聚焦于经济维度，分析了商人阶层的兴起及其在官方贸易中的角色，并以史料最为丰富的波斯湾贸易（涉及狄勒蒙、马干、麦鲁哈）为案例，深入探讨了贸易路线、商品、模式及其在王朝对外关系中的经济与战略意义。

　　在关于两河流域对外关系的研究中，外交活动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国际亚述学界的研究焦点，以及国内学界的引介与关注，较多地集中于那些文献证据相对丰富、且呈现出典型“多极化”国际格局的历史时期，如埃卜拉时代、马里时代、阿马尔那时代。相比之下，对于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这类在区域内建立了明显霸权或帝国体系的时期，其外交关系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史料层面的客观限制——正如本书反复强调的，乌尔第三王朝缺乏像马里书信或阿马尔那泥板那样直接、成体系的外交文书。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在于一种潜在的学术观念或预设：即认为成熟、活跃且具有“对等”或“协商”性质的外交实践，主要产生于多极均势的政治格局之中。在这种观念下，马里时代、阿马尔那时代被视为外交的“黄金时期”，然而，对于乌尔第三王朝这类综合实力显著凌驾于周边诸国或部落之上，且已构建起“三层政治区域”霸权体系的历史阶段，其对外交往关系往往被简单定性为以帝国意志为绝对主导的单向支配模式，既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外交互动，亦缺乏催生此类外交实践相关文献的客观土壤。这种视角无形中导致了对乌尔第三王朝外交活动研究的忽视或低估。刘昌玉的这部著作，正是对这一学术“偏见”或“盲区”的有力突破。本书通过扎实的史料挖掘与缜密分析雄辩地证明：外交并非多极化时代的专属产物。外交的本质是国家或政治实体之间的官方交往活动，其形态与内涵因权力结构的不同而各异。在多极格局下，可能产生对等或等级制外交；而在帝国霸权体系下，则同样会发展出适应其权力结构的“霸权外交”或“帝国式外交”。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为了维系其庞大的“核心行省—边缘区—外围外交国/附庸国”体系，王朝必须综合运用包括使节往来、政治联姻、贸易管理在内的多种外交手段，来处理与边缘区、附庸国乃至更远独立邦国的复杂关系。这些活动同样构成了系统性的、制度化的外交实践，只是其运作逻辑与表现形态不同于多极均势下的模式而已。

　　在突破既有学术偏见的基础上，刘昌玉为学界贡献了一部史料运用与历史分析兼备的学术专著。该书成功实现了史料考证与理论阐释的有机融合，充分彰显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开阔的学术视野。书中不仅广泛征引了楔形文字原始文献，还在论述中直接呈现了部分关键铭文的拉丁化转写及汉语译文，使读者能够直观接触一手材料，增强了研究的可信度与透明度。尽管并非所有引用的文献均以全文形式呈现，但通过详实的注释与附录中系统的原始档案目录，可以清晰看出全书的所有分析与结论均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在当前国内关于古代两河流域史的研究中，能够如此系统、深入地依据原始文献展开专题探讨的成果尚不多见。因此，本书在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上无疑处于该领域的领先地位。

　　然而，本书的价值不仅限于史料的整理与呈现，其核心追求在于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剖析，总结归纳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的内在规律与整体特征。从全书的章节安排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独运：各章均遵循从具体史料出发，逐步推导出宏观结论的逻辑结构。例如，在论述对外战争时，作者先梳理相关年代记、王室铭文和经济文献中的记载，进而分析战争的目的、阶段特征及其对王朝疆域形成的影响；在外交使节来访与出访、政治联姻以及对外贸易等章节中，同样采用先实证后归纳的方法，层层揭示乌尔第三王朝与周边地区互动的方式与策略。这种布局不仅保证了论述的扎实性，也逐步勾勒出王朝对外关系的全貌，最终整合为“西和东战”“时战时和”等总体性判断，为理解该时期两河流域的国际关系提供了系统而深入的视角。

　　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著作，该书在具有诸多学术创获的同时，亦因研究主题的限定性与史料本身的固有特性而存在局限，留有若干可供进一步商榷与深化的探讨空间。首先，史料分布的不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论述的全面性。乌尔第三王朝缺乏系统性的外交文书档案，研究主要依赖行政与经济文献。这些文献的出土与保存存在地域性偏差，使得全书对外关系网络的描绘，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重西轻”的态势，对王朝与西北、北部地区互动复杂性的揭示可能不够充分。其次，分析视角侧重于制度与实践层面，对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探讨可进一步深化。本书精彩地复原了战争、外交与贸易的制度运作与具体实践，但对于塑造这些行为的深层观念以及王朝的“战略文化”或对外决策的心理机制着墨相对有限。例如，王室铭文中的宣传修辞如何具体转化为对外政策，宗教仪式与外交活动如何相互强化，这些“软实力”维度与“硬实力”互动的具体机制，尚有进一步阐发的空间。再者，宏观比较与理论提炼尚有拓展余地。若能在结论部分，或在相关章节中，更系统地将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关系模式，与阿卡德王国、古巴比伦王国乃至同时代的古埃及等进行更具深度的比较，或将能更鲜明地凸显其作为“区域性帝国”对外关系模式的独特性与承启性。最后，在细节处理与行文方面存在微瑕。部分基础性信息（如年名纪年方式、某些地名的初步介绍）在不同章节有重复提及的现象，略显冗余。总体而言，这些不足之处主要源于客观的史料局限或研究阶段的侧重，并非根本性缺陷。它们恰恰指明了该领域未来可能深化的方向：在更均衡地发掘与利用各类史料的基础上，融入文化史与观念史的视角，并在更广阔的文明比较视野中，对早期帝国的对外关系逻辑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反思。本书作为坚实的奠基之作，为后续研究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战争、外交与贸易：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研究》是一部史料丰富、结构严谨且具有重要开创意义的专题断代史研究著作。该书以广阔的视野和细腻的笔法，对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关系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历史重构，在实证研究的严谨性与历史叙事的生动性两个维度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书中尚存些许有待完善之处，但它们丝毫无损于该书作为该研究领域重要学术专著之核心价值。同时，这部著作也为学界理解早期国家的外交行为模式、古代西亚地区的国际体系，以及文明间交流互动的复杂机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与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更为后续探索古代文明的国家治理逻辑与跨区域交往规律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