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二十余年体系建设，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在覆盖面与供给效率上取得显著进展。智慧图书馆体系、公共文化云等数字化平台使文化资源突破物理时空限制，直抵个体终端。然而，屏幕化、私人化的接收方式在提升文化资源可及性的同时，持续将用户从共享文化场域中抽离，消解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关系性维度。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文化资源获取更为便捷的今天，我们更应思索公共文化服务之“公共”的意涵，探索人工智能的具身化转向如何为重建公共性提供新的机遇。

　　公共性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流失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确立“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四项要求。公益性规定服务性质，基本性划定供给范围，便利性指向递送方式，均等性则在结果端提供公平分配的尺度，覆盖率、人均经费、服务半径等核心指标均围绕“均等”展开，均等性实际充当了公共性的操作化枢纽。这一制度逻辑可概括为“分配公共性”，即通过公共财政、公共机构与制度化供给，使文化资源向全体公民开放、可及并趋于均等。

　　分配公共性的解释力存在明确边界。均等化度量以可比较的个体可及性为起点，预设服务价值能够分解并归属于个体。然而，在一次馆员导读、展览讲解或地方戏排演中，参与者并非只是分别获得知识服务。人们共同朝向同一文本、展品或表演，感知他人的反应，并在提问、沉默、笑声、跟唱或协作中调整自身的理解。这样的情境不能被归属于任何单一个体，也无法由若干个体满意度的相加加以复原。这种关系属性，即均等化框架无法容纳的部分公共性，可称之为“构成公共性”。

　　分配公共性与构成公共性的分野在于提问方式：分配公共性以预设的公众为给予对象，追问文化资源能否公平抵达；构成公共性则追问，公众本身是否在文化实践中生成。围绕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馆藏典籍、展览展品与文化遗址，公共关系可由薄至厚地展开：薄端是身体共处，陌生人感知彼此在场；中端是共同注意，多人朝向同一对象并意识到他人也在朝向它；厚端是相互显现与回应，在仪式演出、围读研讨、展柜前的共赏与议论中，每位参与者凭自身的差异成为整体得以成立的条件。由薄及厚，个体经验汇入可共同言说与记忆的意义结构，构成公共性在此过程中生成。换言之，“氛围”一词恰恰触及了构成公共性的核心：它弥漫于人与人之间，在彼此可感中生成，无法由阅读数据的简单相加来衡量。

　　这提示公共文化服务不仅要递送文化资源，更需营造共在场域。然而，这一条件正在经历结构性流失。《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14.7亿、群众文化机构服务人次26.1亿，均保持高速增长；但阅览室工位化、观展打卡化、活动一次性化的趋势表明，人们虽身处同一空间，却未能形成深度互联。流失的根源在于“获取”与“共在”的历史性解耦。数字技术大规模应用之前，身体到场使资源获取与共同在场天然合一，构成公共性随之生成。数智化转型使获取在个体终端即可完成，到场降级为可选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虽重建了物理容器，却未植入使在场者彼此可感的关系机制。构成公共性由此从递送的副产品变为须专门设计的独立目标。

　　具身智能成为共在条件的技术中介

　　共在需持续组织，因而需要可嵌入服务流程的中介。数字平台以个体为建模起点，绕开了共在赖以发生的空间；文化工作者虽面向空间整体，但持续感知多组在场者的关系状态超出其认知负荷，且馆员趋近特定人群本身即传递偏好信号，使关注无法保持中性。所需中介应处于物理空间之内，以低强度、可退出的方式维护共在条件。

　　具身认知理论指出，身体不是信息传输的容器，而是意义发生的场所。而作为使感知与行动耦合于物理环境、使输出对在场者可见可感的智能系统，具身智能恰好可将智能从屏幕后的符号运算带入身体间的实时交互。其维护共在条件的能力可沿四个层次递进：感知层，从个体行为识别扩展到群体状态表征；中介层，以物理行动引导共同注意；协作层，以多模态界面激活身体间性；编排层，维护可停留、可靠近、可围观的空间条件。随着具身智能在文博场馆中的应用，上述技术逻辑正从理论设想进入制度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具身智能的价值在于动态容纳差异，这也符合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复数行动者带着不可预知的差异彼此显现。因此，具身智能的应用须严格限定，一旦将共在表征设为优化目标，预编程就会消解这种不可预知性，使系统趋于模拟而非实现公共性。

　　从技术可能到制度能力的转化路径

　　具身智能能否服务于公共性重建，根本上取决于它能否被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目标，而非停留在技术供给层面。转化路径可概括为“分配—构成”正循环：以可及的文化资源锚定共同对象—经具身中介转化为共同经验—经验沉积为新的文化资源反哺供给。制度化需从空间部署、交互设计、内容生产与评估机制四个层面协同推进。

　　空间部署上，资源应适当向县级文化馆、乡镇文化站和社区图书馆倾斜，智能体应置于开放区域而非独立隔间。交互设计上，应支持多人同时参与，回答面向所有在场者；涉及地方性知识时主动征询参与者经验，将自身置于讨论发起者的位置；将手语、方言、触觉等多模态通道纳入常规界面，可扩展共在的成员边界。内容生产上，若智能体只提供标准化知识，分配公共性的扩展将以构成公共性的收缩为代价。智能体应长期嵌入读书会、地方戏排演、非遗工坊等场景，记录口述、方言、工艺步骤等过程性素材。当社区记忆沉淀为可检索、可展示的文化资源，公众便从被服务者转为意义的共同阐释者，分配的物质前提由此转化为构成的意义增量。评估机制上，应在既有定量指标外增设质性维度，将基层点位分布、共在事件频度、本地语料回流纳入观测范围。但评估须内置审计逻辑：共在指标的功能是赋予可见性而非驱动优化，一旦转为绩效目标，制度便从维护条件滑向制造表象。技术奇观化、隐私风险与高成本加剧空间不均等问题，同样需制度防范。

　　群体感知与弱干预技术尚未成熟，构成公共性也缺乏稳定的度量方法，这是目前具身智能服务于公共性重建的现实约束。但当具身智能不再只是个体化服务的空间延伸，而成为共在条件的制度化维护者，公共文化服务便可能兑现更为根本的承诺，让人们不仅各自获得文化内容，更能在共同的文化实践中彼此显现。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