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校园褪去了平日的喧闹，记者近日来到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董晓波的办公室，一推开房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书桌上一排厚重的英文专著，旁边则整齐排列着《江苏省人民政府规章选编（中英文对照本）》等书刊。

　　“学术研究不能‘纸上谈兵’，必须紧盯国家战略和需求。”从教以来，董晓波始终秉持这一理念，以学术研究、理论阐释、决策咨询“三支笔”书写学术论文、理论文章和智库报告，也用一部部英文专著，把中国法治文明讲给世界听。

　　在法律和语言之间

　　锚定治学方向

　　董晓波本科就读于国际关系学院英语专业，多学科交叉的课程让他早在本科阶段就对法学产生兴趣。本科毕业后，他循着对法律的热爱不断深造，取得法学硕士、博士学位，并赴美国佐治亚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9年，我去美国佐治亚大学法学院图书馆查资料，发现偌大的图书馆竟没有一本中国学者写的英文著作，偶尔见到一两篇介绍中国的文章，也存在误解。于是我下定决心，未来要把中国人写的书放到美国的图书馆里。”董晓波回忆道，正是从那一刻起，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学术志向，即依托外语与法学交叉学科背景，架起中国法治通向世界的桥梁。

　　2011年，他受邀参加江苏法规规章译审工作。15年来，董晓波和团队成员每年都会将上一年度江苏省重要法规和政府规章进行及时翻译，并严格译审，编撰成《江苏省法规规章选编（中英文对照本）》，研发了全国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规章法律术语语料库，编撰了全国第一部地方性法规规章翻译指导手册——《江苏省法规规章译审术语和句式手册》。他还参与多地的地方性法规规章翻译与审定工作，承担了“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法律文件等翻译任务。

　　基于这些翻译实践，董晓波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将一线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最终形成《我国法律法规翻译的统一与规范化研究》一书。此后，他又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法治术语翻译与对外法治话语能力建构研究”，成果获评优秀等级。

　　在翻译中为中国法治“塑像”

　　从美国回来后，董晓波就致力于中国法治文明的国际传播。他认为，法律翻译并不是用目的语中的概念和制度替换原有法律体系中的概念和制度，而是一种法律转换和语言转换同时进行的工作。法律翻译除了“立格”和“传意”，还要“塑像”。

　　这一理念也贯穿于他的传播实践。近年来，董晓波带领团队围绕中国法治文明的国际传播打造了一系列英文专著，目前已签约11部，出版9部。这些著作涉及中国立法语言规范化、法律翻译与语言规划、当代中国法律体系、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国法治的文化底蕴、中国法律形象研究、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等主题。

　　他表示，国际传播需讲究话语体系、叙事技巧与议题设置，在传递中国理念的同时，实现国家形象的正面塑造。在选题申报阶段，他将“面向‘一带一路’的中国法治话语”转换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理论基础、创新路径与全球治理”，将“法治现代化和法治中国”转换为“迈向法治社会：中国的立法体系、治理实践与文化根基”，获得出版社的认可。

　　在翻译核心概念时，董晓波先搜索西方既有译法，判断其是否有利于中国形象塑造。若发现有故意丑化的倾向，则坚决弃用，重新“塑像”。董晓波表示，中国学者的译介要有中国立场，形成中国的话语表达。中华法治文明的国际传播要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建设，通过准确传播中国法治实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法律制度的认识，推动中国法律在国际交往中的适用。

　　目前，董晓波带领团队打造的系列英文专著已进入海外高校图书馆，并获得国际学者的关注和引用，施普林格数据库累计下载量逾20万次。

　　以“三支笔”回应国家战略

　　在董晓波心中，“为人民做学问”一定要结合中国实际，有问题意识，这样的学问才有价值。他将科研“三支笔”理念引入外语学科，认为外语学者要执稳“三支笔”，既要做强“学术研究”，又要做优“理论阐释”，更要做实“决策咨询”。

　　在实践中，他身体力行，主持完成1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主编译著、教材7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写作系列英文专著，还在Nature刊发通讯文章，驳斥歧视性病毒命名，以学术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在重要报刊发表150余篇理论文章，系统阐释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脉络；参与翻译江苏省法律法规，完成10余篇高质量智库报告。

　　近年来，他不断推动外语学科与国家战略结合。在他看来，外语学科必须从传统的语言技能型学科升级为战略性学科，成为服务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力量。

　　如今，董晓波依然笔耕不辍，他告诉记者，目前最大的愿望是培养更多既懂外语又懂法学的学生，继续为中国法治文明的国际传播作贡献。从地方性法规翻译，到中国法治国际传播，再到智库成果的转化，董晓波一步一个脚印，让世界听到了中国法治的声音。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