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黍，在数千年前已经沿欧亚大陆一路西行；中亚青铜时代遗址中家蚕茧的出土，表明桑蚕纺织技术可能早在4000年前就已从中国传至中亚；进入唐代，产自剑南地区的丝织品经河西走廊进入西域，并随着商旅继续传向欧亚草原。在叙利亚的巴尔米拉，考古学家发现了具有中国式样特点的丝织物，印证了丝绸及相关文化因素跨越欧亚大陆的传播。随着考古新材料不断出现，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参与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历史过程，正在展现出更加丰富而具体的面貌。
■与会嘉宾热烈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驻雅典记者 练志闲/摄
8月29日，“丝路绵延：古代欧亚大陆交流的新发现与新视野”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以下简称“古典院”）举行。来自中国、英国、美国、哈萨克斯坦、立陶宛、匈牙利等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运用各类材料和方法，讨论跨越数千年的欧亚大陆交流史。
与会学者表示，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新材料，正在逐步揭示古代欧亚交流的复杂面貌。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将交流的时间向史前时期延伸，这表明，不同物种、技术、商品和文化因素的传播，并非沿着单一、固定的路线展开，而是在不同人群、城市和区域之间不断流动、交汇和重组。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跨区域、跨学科、跨文明的研究正在为认识欧亚大陆交流史提供新的路径。
中国参与欧亚交流的历史可追溯至更早
随着欧亚大陆各地区考古发现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之间的交流史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考古学教授吉德蕾·莫图扎伊捷·马图泽维丘捷长期研究黍在欧亚大陆的传播。据她介绍，黍在中国北方得到驯化，此后逐步横跨欧亚大陆向西传播，约公元前1600年进入欧洲，并迅速传播到欧洲中部和地中海北部。
新的桑蚕考古发现则为认识古代中国技术的早期西传提供了重要线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慧介绍，2017—2019年，研究人员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多处青铜时代遗址开展考古和浮选工作，发现了3枚古代蚕茧，其中一枚经直接测年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初。蚕茧、桑树遗存和纺织生产材料相互印证，说明约4000年前中亚南部已经出现与桑蚕生产相关的活动。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考古学教授刘歆益将这一发现放在更长时段的史前欧亚交流中进行理解。他告诉本报记者，过去15—20年的研究逐渐揭示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存在一次跨欧亚大陆的“全球化”过程。西亚驯化的大麦、小麦以及山羊、绵羊、牛等向东传播进入中国，中国驯化的黍等作物则向西抵达黑海北岸、东欧乃至更远地区，对当地史前饮食和文化传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本身就是一个双向传播的过程”。
在刘歆益看来，新的桑蚕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图景。过去，史前欧亚交流更多是从驯化动植物传播的角度进行认识；如今的证据提示，包括养蚕、桑树栽培、以中国家蚕为核心的桑蚕技术，很可能已经成为这一早期交流网络的一部分。“这一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史前全球化中‘技术传播’的理解，也提供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中国技术向西传播的案例。”
刘歆益同时提醒，古代欧亚大陆存在不同的丝绸生产传统。从历史上看，中亚和南亚长期使用不同种类的野蚕丝，这意味着早期丝路上的丝绸生产可能涉及多种技术体系。现有证据表明，起源于中国的桑蚕技术早就向西传播，但具体传播路线等问题仍有待开展更多考古工作加以厘清。
随着时代推移，文献记载和实物材料日益丰富，中国丝织品向西传播的路径也变得更加清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锦绣通过敦煌、吐鲁番文书追踪唐代剑南丝绸的流向。她的研究显示，来自益州、梓州等剑南地区的丝织品进入官方转运体系后输送至河西、陇右地区，进入西域后，官方运输与民间商业发生交会，丝织品既用于军需、官府支出和薪酬，也进入市场流通。往来河西和西域的商人尤其是粟特商人，又将这些丝织品继续带往欧亚草原。
在欧亚大陆另一端，中国丝绸也留下了物质痕迹。匈牙利罗兰大学“罗马世界与远东研究组”负责人可茉（Krisztina Hoppál）告诉记者，叙利亚巴尔米拉发现了带有明显中国织造特征的丝织物。这意味着进入罗马帝国东部的，不仅可能有来自中国的丝线等原材料，一些织造传统和艺术元素也随着贸易网络向西传播。
从史前时期的作物和技术传播，到后期的丝绸贸易，这些新材料正在勾勒出中国参与欧亚大陆交流更加完整的历史图景。
新疆作为东西文明交往的枢纽
近年来，围绕新疆的跨学科考古研究持续加强。在当天的讨论中，新疆也成为与会学者讨论的重点。从史前物种和技术的传播，到历史时期城市、宗教、艺术与生活方式的交流，这片位于欧亚大陆腹地的区域既连接着中原与中亚、西亚乃至更遥远的地区，也不断吸收和融合着来自不同文明的文化因素。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任冠看来，这首先与新疆的地理环境有关。长距离交通必须依赖稳定的补给节点，天山南北分布着一系列绿洲，长途往来的人员、商队和官方使团能够在这里获得水源、粮食和其他补给，一个个绿洲城市由此成为连接不同区域的重要节点，这些绿洲节点使新疆成为沟通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
“它就相当于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任冠说，“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位置，无论是史前还是历史时期，新疆都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枢纽。”
任冠认为，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和而不同、和合共生”。
唐朝墩古城位于天山北麓，从7世纪延续至14世纪。据任冠介绍，不足16万平方米的城址中发掘出佛寺、景教寺院以及祆教相关遗存。不同来源、不同信仰的人群长期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呈现出丝路沿线社会多元文化共存的历史面貌。
在唐朝墩景教寺院壁画中，可以看到希腊、萨珊波斯、中亚粟特以及中国本土等不同来源的艺术因素。任冠表示，不同文化汇聚之后会在彼此影响中吸收新的因素，形成适应当地社会的本地化表达，再向不同方向辐射至其他区域。
唐朝墩公共浴场记录了一段跨越欧亚大陆的技术传播过程。浴场使用的地下供暖技术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罗马世界，向东传播过程中经过西亚和中亚不断发生变化。到达新疆以后，这种外来建筑技术根据当地环境和生活需求进行了新的调整。
“大家互相影响、汲取长处，再产生新的创造和发展。”在任冠看来，这种“和合共生”不仅体现了丝路文明交融的特点，也赋予了唐朝墩这座小城持续700余年的独特生命力。
多位学者提到，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单一通道，而是一张由多条线路、多个节点构成的不断变化的庞大交流网络。过去关于东西方交流的讨论，常常集中于长安、撒马尔罕等大型中心城市，但相隔遥远的中心之间究竟怎样建立联系，中间大量中小城市发挥了什么作用，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此的认识并不清晰。
随着天山南北越来越多中小城市得到发掘，在长距离传播的两端之间，一个个中间节点正在慢慢显现。中华文明如何通过具体人群、道路和城市逐步进入更广阔的欧亚大陆的过程，逐渐变得清晰。
可茉从中国与罗马世界关系研究中也看到了新疆的重要意义。她认为，古代欧亚交流并不存在一条始终不变的固定路线，不同时期海路和陆路的重要性也并不相同。在广阔的陆路交通网络中，新疆长期占据重要位置。尤其在一些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因素在这里汇集，也在长期接触中发生融合与改造，并产生新的地方性文化形态。
由此来看，新疆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通道”，也是交流发生、文明因素重新组合和新的文化形态不断生成的场所。中原文化从这里继续向西延伸，外来文化也在这里被接受并融入当地生活。新疆由此成为观察中华文明如何面向外部世界，又如何在交流中保持开放和包容的一扇历史窗口。
从寻找“路线”到研究“网络”
新的考古材料延长了欧亚大陆交流的时间尺度，也促使学者重新思考古代文明之间究竟是如何发生联系的。
可茉认为，古代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传播不是一条简单的直达线路。一件物品或一项技术跨越欧亚大陆，需要经过不同商人、社群和中介网络，并在流动过程中不断被选择、组合和重新阐释。今天看到的某件丝织物或某种艺术因素，只是复杂交流过程最终留下的一处痕迹。
牛津大学考古科学荣休教授马克·波拉德（Mark Pollard）提醒，今天能够通过考古学辨认和保存的，只是古代交流的一部分。金属、纺织品、颜料等物质可能留下遗存，但曾经穿行于丝路的商人、工匠、艺人以及随人员流动的知识、宗教和技术，往往难以留下直接的物证。真正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交流，很可能远比今天能够看到的考古材料更加广泛。
刘歆益认为，公元前1500年前后是史前欧亚交流的一个重要节点。跨欧亚的“全球化”过程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在外来技术影响下发生转型，中亚和欧洲的古代社会也同样受到来自东方的作物和技术的影响。
“传统的世界史和世界史前史更多地建立在欧洲和西亚的证据之上。”刘歆益说，十多年来，中国以及中亚、南亚考古的发展，使学术界得以从更完整的欧亚视角重新认识世界史前史。“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史，应该是一部有东方、有全球南方参与的世界史。”
这种认识也对今天的研究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可茉告诉记者，欧亚大陆交流跨越了巨大空间和漫长时间，任何单个学者或单一研究方法都很难完整解释这一过程，需要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区域、掌握不同类型材料的学者把各自的证据连接起来。
刘歆益也强调了文明比较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将不同文明放在一起观察，往往能够发现原有研究框架中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因此，跨学科、跨区域和跨文明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回答已有问题，也在于不断提出新的问题。
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长李新伟表示，中国学者来到希腊，需要通过考古学和古典学的研究深入认识西方文明，同时开展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尤其关注欧亚大陆早期和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流。古典院也希望通过考古项目、学术会议、访问学者和青年培养等方式，在东西方学术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国际学术合作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古代欧亚大陆的交流，需要经过不同的人群、区域和网络；今天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同样离不开不同国家学者之间的合作。
会议当天，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艺术与艺术史系副教授衣丽都（Lidu Yi）身着旗袍前来参会，她走进位于雅典的古典院，看到院内的五星红旗时颇为激动。跨越数千年的丝路交流，如今已成为不同国家学者共同研究的对象。古典院在西方古典文明腹地搭建起新的学术平台，为中国学术更加深入地参与世界文明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也让古老的文明交流在今天的学术合作中以新的方式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报驻雅典记者 练志闲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 © 2011-2026 by www.cssn.c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