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浙江讯 （记者 查建国 陈炼）8月26—27日，由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的“10—13世纪政治与社会再探研：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工作坊在浙江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18位学者围绕10—13世纪政治与社会的重要变动，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展开报告与讨论，议题涵盖土地与水域的开发、乡村行政制度的演变、城市空间与士人动向、职官与官文书、宗族和谱牒以及民间信仰等多个层面。

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主办方提供

　　聚焦土地与水域的开发，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傅俊以浙东海涂围垦为例，探讨了海涂田文献记录的线索与陷阱、围海造田的投入与收益、海涂成田后的租赋结构等问题。与会学者围绕文献数字背后的技术性展开讨论，并就围垦的制度、聚落、科技考古证据的运用，长时段及跨区域比较等问题提出建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唐锡楠以范成大晚年退居苏州时的诗句开篇，呈现南宋浙西社会面对围田的复杂心态，进而讨论南宋浙西围田的开发形态、经营方式与历次开掘。与会学者从“开发”的文化面向切入，就开发背后的世界观与权力、佛寺等庙宇力量在开发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吴淑敏的报告关注从“管”制看唐宋时期乡村行政制度的演变。他着重梳理了晚唐五代乡里制度在局部地区崩坏后，作为新型行政单位的“管”的产生与推广过程。与会学者肯定其研究的清晰严谨，并就“管”的职能定位、由军事色彩的组织转为行政层级的理据等问题与之展开讨论。

　　聚焦城市与人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天虹以藩镇时代的幽州城为例，探讨唐代地方城市精英宅第与权力空间的关系，提出从居住者身份倒推坊区职能，是唐代地方城市研究的一条新路径。与会学者就辽代以后幽州城布局的变化、精英宅第集中的区域，以及城市家族与乡村家族的差异等方面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何天白关注五代宋初河北“文士”群体的仕宦浮沉。他分析了这一群体在学问、文章与吏干方面的素养结构、自我认知及日后的分化演变，以此解释河北文士盛衰的原因。与会学者联系科举史就河北文士优势难以延续的现象进行补充，并讨论了文士群体的界定及其与政权的互动问题。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特聘研究员伍磊以“陆游的成都城市生活”为题，从历史地理的“尺度与阶次”入手，先勾勒陆游所处时代的成都城，进而围绕宦业与交游、城居与村情、个体与市井等层面，呈现陆游在成都城的日常生活样态。与会学者就城市史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提出了建议。

　　职官与文书在以往的研究中常被归于政治史、制度史的领域，但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周佳考察了宋代“州助教”的品级、授予情形及其在官僚序列与地方社会中呈现的不同面向，并提出制度研究需要关注制度与人及其具体处境的联系。与会学者就明代买官与士大夫社会在地方推广之间的关系，以及官、士、民的边界及购买人群的层级变动发表了看法。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曹杰考察了明代编纂的《程氏贻范集》《程氏贻范集补》所收录的部分五代两宋官文书。他认为，这些文书与五代江南政权地方行政、宋代武官相关，史料价值独特。与会学者就官文书的性质及其在家族文献中的流传等问题展开讨论。

　　本次工作坊汇聚了唐宋明清各断代史的研究者，研究领域广泛，方法多元，学者们就报告和史料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在综合评议环节，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包伟民表示，学术推进的重要空间在于断代之间的勾连，打通唐宋和明清历史，尤其需要加强对以往常常被忽视的元代历史的研究。历史学应当立足本土案例和文献，提供更多本土性的、来自学术本身的经验。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提出，“权力”与“秩序”是连接社会史与政治史的两个核心概念，同时提倡历史研究应更多地关注和回应社会科学提出的问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认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对话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于中国与欧洲历史经验的比较，提出这类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社会历史特征形成更加原理性的认识。与会学者还重申了邓小南在倡议进行10—13世纪政治与社会再探研时提出的“南北贯通”“政治与社会的贯通”“史料的批判与扩充”三个方向，呼吁学术同仁持续推进，以期在方法论与经验研究上取得创新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