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考古学界所说的“龙山时代”，实际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龙山时代”概念的提出

　　先说何为“龙山时代”。1930年，在山东城子崖遗址发现龙山文化后，考古学家逐渐认识到，这类以黑陶或黑灰陶为特征的遗存，在黄河、长江流域分布广泛且各有特色，就分别称之为河南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等。但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并不完全以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为界，这样的命名显然不妥。针对这种情况，1981年严文明提出“龙山时代”的概念，用来指称这一系列和龙山文化年代相同、地域相连、特征相近、互有联系的考古学文化。这就是一般所说“龙山时代”，即狭义龙山时代，包括黄河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造律台文化，黄河中游及附近地区的所谓中原龙山文化——陶寺文化、陶寺晚期文化、老虎山文化、石峁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等，以及长江上游地区的宝墩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末期、广富林文化等。

　　早年间，要确定哪些考古遗存与龙山文化属同时期并非易事，考古学者只能用黑陶或黑灰陶这样的简单特征去判断。良渚文化因为有黑陶，在城子崖发掘后不久就被梁思永归入“龙山文化”范畴。1956—1957年庙底沟二期文化发现以后，发掘者安志敏等认识到这是一支从仰韶到龙山过渡的考古学文化，又因多见灰陶就将其归入“龙山文化早期”。现在看来，庙底沟二期大体相当于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良渚文化主体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至庙底沟二期，都早于最先在山东认识到的龙山文化。

　　“龙山时代”概念提出后，不少人将早于龙山的庙底沟二期等也归入其中，这就是广义“龙山时代”。除上述狭义龙山时代诸文化，广义“龙山时代”还包括之前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老虎山文化早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晚期等。

　　厘清年代上下限

　　无论是狭义龙山时代，还是广义龙山时代，都首先需要搞清楚年代问题。

　　严文明提出“龙山时代”概念的时候，认为其绝对年代“大体上落在公元前26—前21世纪之间”，这也是较长一段时间内考古学界的共识。但根据近些年的测年数据，狭义龙山时代的下限要比公元前21世纪晚许多，部分学者还认为，其上限也要整体晚至公元前2300年以后。也就是说，各地区进入和脱离龙山时代的年代其实并不整齐划一，存在区域性“超前”和“滞后”现象。

　　根据新的测年数据，最早进入狭义龙山时代的是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老虎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等。鲁东南地区最早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完成了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如最近日照苏家村遗址测年所显示的那样，随后才逐渐扩展至山东大部及周边地区。等到龙山文化的影响达到豫东皖北地区，促使当地大汶口文化变为造律台文化，就已经到了公元前2300年前后。

　　晋南地区最早进入狭义龙山时代的是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中的测年上限是大约公元前2600年，新的测年上限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而非都晚至公元前2300年。至于南部运城、垣曲盆地，至公元前2100年前后才结束庙底沟二期阶段，进入狭义龙山时代。

　　河南中西部最早进入狭义龙山时代的是王湾三期文化，以往一般认为其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新测郾城郝家台龙山三期的数据是约公元前2300年，那么同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的郝家台龙山一期、二期的年代，有早至约公元前2500年的可能性。清水河后城咀石城址新测老虎山文化遗存的年代上限在约公元前2500年，但老虎山文化的上限还要更早。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年代分界在约公元前2500年。

　　狭义龙山时代的下限，新的测年数据多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这也正好是二里头文化或二里头时代的开始年代。离二里头所在中原地区越远，龙山时代结束的年代越晚，比如齐家文化结束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已经进入早商纪年。狭义龙山时代还可大致以公元前210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阶段，这个分界点在几乎所有文化中都基本一致。龙山时代后期，老虎山文化发展为石峁文化，陶寺文化演变为陶寺晚期文化，石家河文化灭亡而肖家屋脊文化兴起，龙山文化、造律台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宝墩文化等都进入后期阶段，齐家文化进入中期阶段。

　　广义龙山时代或庙底沟二期的开端，当从芮城西王村遗址上层开始，与其同时期的还有神木寨峁一期、准格尔小沙湾遗存等，普遍流行横篮纹、多周附加堆纹陶器，有底部略平的小口尖底瓶等，稍后还出现陶斝。其年代上限以往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实际测年结果多在公元前2800—前2700年之间，年代数据见于襄汾陶寺、三门峡庙底沟、垣曲古城东关和丰村、武功浒西庄、蓝田新街、包头阿善等很多遗址。和狭义龙山时代不同，广义龙山时代的年代上限在黄河流域各地基本整齐划一。

　　龙山时代的四个关键节点

　　公元前2700多年前后，黄河流域各地在很短时间内比较一致地进入广义龙山时代，这显然不大可能是各自发展的结果，理应与剧烈的军事或政治事件相关。事实也正是如此。

　　当时，陕北地区聚落急剧增多，突然涌现出许多军事性质突出的石城，文化进入空前强盛时期，其东向的强烈影响导致其以东地区文化面貌和格局发生巨变：内蒙古中南部的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变为老虎山文化，冀西北地区雪山一期文化被老虎山文化替代，冀南豫北和郑洛地区的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秦王寨类型衰亡，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消亡，就连海岱地区也新增不少横篮纹，进入大汶口文化晚期。石城则从陕北扩展至内蒙古中南部、晋北甚至冀西北地区，而冀西北恰好是传说中的古涿鹿之地。这一巨变很可能源于传说中轩辕黄帝击败蚩尤的“涿鹿之战”。此后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都进入晚期，呈现衰落趋势，可能也与这场战争有关，只是变化不如黄河流域那么大。值得注意的是，广义龙山时代的中国可能已进入雏形状态的跨区域早期国家，就如《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那样。

　　公元前2500年前后，各地进入狭义龙山时代，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的主导作用比较明显。陶寺文化是在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基础上，吸收大量大汶口文化晚期因素而形成，而大汶口文化的西渐，可能与龙山文化在鲁东南地区形成后的扩展过程有一定联系。王湾三期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都有不少龙山文化因素，其形成也与龙山文化的影响脱不了干系。当时，雏形状态的跨区域早期国家的都邑应当是陶寺古城，各地相继进入狭义龙山时代也理应与以陶寺都邑为中心的早期国家的政治影响有关。

　　公元前2100年以后，各地差不多同时进入狭义龙山时代后期，这显然与夏朝的建立有直接关系，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夏朝年代上限就是公元前2070年。此时，石峁文化南下晋南，陶寺文化变为陶寺晚期文化，对应古史上的“稷放丹朱”；陶寺晚期文化南下影响运城、垣曲盆地，终于使得当地滞后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变为三里桥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南下豫南和江汉两湖地区，使得石家河文化区变为王湾三期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对应“禹征三苗”的统一战争。其他龙山时代文化也应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进入后期。夏朝初年建立了明确的跨区域早期国家，或初步“大一统”的国家。

　　公元前1800年前后，龙山时代在各地陆续结束，主要源于二里头文化形成后的扩张影响。二里头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少康中兴”之后的夏朝晚期文化，既然是“中兴”，其对中国大部分地区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觑。此后，长期占据北方的石峁古城及石峁文化走向衰亡，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变为岳石文化，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变为三星堆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尤其是陶、玉质礼器遍布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夏朝晚期，政治控制和文化统一性都空前加强。

　　总之，龙山时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公元前2700多年、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800年这几个关键节点，基本都和重大的历史事件相关。按照中国考古学界多数学者的认识，狭义和广义龙山时代都还在新石器时代，属于其晚期或末期。不过，严文明早就提出这个阶段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从新疆的考古新发现来看，公元前3000年前后至少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2500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因此，从全国格局来看，广义龙山时代就理应属于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而狭义龙山时代属于中国青铜时代早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