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版图中兴起了具有民粹主义风格的激进右翼政党。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阶层收入差距扩大和欧洲经济一体化引起大规模移民涌入的背景下，激进右翼政党的反建制动员取得了选举突破，逐渐从政治边缘走向了权力中心。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背景下形成的传统主流政党，激进右翼政党在话语策略上展现出反对主流政治的对抗姿态；在组织形态上，坚持以核心领导者为中心建立个人化权威；在政策定位上，倡导反移民、反全球化等社会文化议题。如何理解激进右翼政党兴起的制度动力，如何把握激进右翼政党与主流政党之间的竞争态势，特别是如何从整体上认识激进右翼政党的政治代表性重构效应，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代表性危机：

　　激进右翼政党的兴起

　　在西方国家，政党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发挥着建构政治代表性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普选制度和福利国家的建立，西方国家形成了左右翼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在阶级分野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形下，左右翼政党通过表达和整合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实现了社会结构向政党体制的转换，建构了广泛的政治代表性。基于宪法制度的共识框架，社会民主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群体结成联盟，寻求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试图建立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民主社会；保守党、自由党等右翼政党则与工商界精英和中产阶级结成联盟，捍卫自由市场的优势地位。主流政党只要将议程设置集中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维度上，社会利益冲突就将在体制化力量的整合作用下，寻求合法可控的解决方式。

　　随着西方国家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阶级分野及相应的阶级投票趋于减弱。社会群体开始转向利益集团、新社会运动等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主流政党代表性建构的整合功能。在此背景下，主流左右翼政党为了吸引中间选民的支持，倾向于制定彼此趋同的竞选纲领。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政治议程也在经历着分化重组：经济再分配性质的生态、性别等社会文化议题日益凸显，主流政党为了降低竞选失败的风险，往往不愿意介入涉及文化冲突、身份认同方面的争论。在主流政党同质性与社会结构异质性的错位中，出现了选民与政党之间的代表性断裂。

　　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和治理失能，为激进右翼政党的选举动员提供了空间。激进右翼政党利用民众普遍感受到的利益剥夺感、对国家主权旁落的担忧以及对传统身份认同消解的恐惧，通过煽动性的反建制、反移民、反全球化以及强调本土优先的话语策略，成功地将自身塑造为“沉默多数”的代言人。有别于西方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反体制政党，激进右翼政党兴起于长期实行竞争性选举的制度环境中，其兴起是代议民主制代表性危机的产物。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主流政党控制了政治议程，处于边缘地位的激进右翼政党往往借助民粹主义话语，试图通过否定代议制的政治功能，消解主流政党的统治正当性。逐渐巩固社会基础后，激进右翼政党同样会利用代议民主提供的制度渠道谋求政治领导权。因此，话语上反对代议制和行动上介入代议制之间张力的背后，是激进右翼政党适应制度环境的情境选择，并因此呈现出利用民主机制挑战民主秩序的悖论特征。

　　议题竞争：激进右翼政党与

　　主流政党的角力

　　纵观二战后西方政党政治的演化历程，可以发现，政党竞争模式经历了意识形态竞争式微和议题竞争兴起的变化过程。在此背景下，激进右翼政党凭借对特定议题的优势，赢得了政治市场中的生存空间，并且在与主流政党的议题竞争中获得了发展机会。

　　激进右翼政党围绕反移民、反全球化等主流政党忽视的议题展开动员，成功吸引了被主流政党边缘化的中下层选民群体的支持。从议题动员的性质看，它们将社会冲突引发的新问题政治化，并通过政策立场的差异化、极端化，提升核心议题的影响力。从议题动员的方式看，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它们吸引选民的重要平台。从议题动员的话语看，它们借助危机叙事进行反建制动员，表现出对抗性、排他性的特点。从议题动员的结果看，它们通过提高自身的议程设置能力，推动相关群体卷入社会冲突，改变了政治体系中的力量对比。与此同时，激进右翼政党将后工业社会中基于价值观冲突形成的文化分野带入政治领域，在传统政党竞争的经济维度之外，开辟了新的竞争维度——社会文化维度，重构了议题空间。

　　在议题竞争层面，激进右翼政党与主流政党都受到议题显著性策略的驱动，围绕议题立场和议题所有权展开博弈。主流政党倾向于突出自身在经济、社会福利等议题上的代表能力，激进右翼政党则致力于在反移民、反全球化等立场议题上宣示所有权。它们通过立场差异化策略提升议题显著性，使得主流政党不得不面临立场调整的压力，从而助推了政治格局的右倾化。曾经由激进右翼政党倡导的反移民等议题，最终成为主流政党政策纲领的组成部分，无形中强化了政治激进主义的渗透力。在与主流政党的竞争性互动中，激进右翼政党也会同步调整议题的方向、范围和立场，进而开启议题转型进程。其议题转型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社会议题周期的变化，另一方面来自政党自身融入代议民主制的主流化趋势。在此进程中，激进右翼政党始终面临着持续主流化与维持原有议题立场之间的冲突。

　　政治代表性重构：

　　激进右翼政党的影响

　　随着政党格局日趋分散化、碎片化，中小党派的“关键少数”作用逐渐被放大，激进右翼政党凭借其在特定议题上的民意基础，甚至成为影响政府组成的关键行动者。在取得选举突破的条件下，激进右翼政党甚至与主流政党组建了联合政府。

　　激进右翼政党以议题为导向的选举动员，并不只是政治代表模式的变迁，而且开始对政党体制形态产生重要影响。21世纪以来，英国经典两党制的松动态势以及德国二战后形成的两个半政党制向极化多党制的变迁趋向，背后均有激进右翼政党的推动作用。激进右翼政党正是利用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断裂提供的空间，以议题为导向动员了遭受主流政党排斥的社会群体，重塑了政党体制的代表性基础。激进右翼政党的兴起及其转变为联合政府中的执政党，可以视为代议民主制度因应社会右倾化的表现。随着主流政党与选民之间传统的意识形态联盟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更灵活却也更脆弱的议题性合作。围绕移民、全球化等具体社会议题，激进右翼政党和选民之间形成了动态的议题联盟。这种联盟形式促使政党更加贴近民意的短期变动，但也因为缺乏稳定的意识形态根基，导致政策实施缺乏连贯性，加剧社会群体的对立与分裂。

　　总体而言，当前激进右翼政党对政治代表性的重构主要体现在政党格局和政策输出方面。它们通过政策议程的转换，加剧了政党格局的分裂与政策输出的变革。执政的激进右翼政党，倾向于在移民管控等社会议题领域维持激进立场，而在经济议题领域采取务实态度，寻求多重张力中的动态平衡。这些具体政策议题的边际变化，通过长时间的累积，将会不同程度地重构政党体制的形态与功能。西方国家代议民主制的未来前景取决于，激进右翼政党与主流政党能否在涉及经济分配和身份认同等不同性质的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彼此妥协的方向上重建政治共识，并最大可能地实现政策融合。如果一味利用社会冲突强化政治对抗，只会导致选举政治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从根本上削弱政党体制对多元社会的整体代表性。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