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国定说是一种具体化的货币名目论，它从国家法律和行政力量的角度阐述货币的本质，认为货币是由国家政权创造的，其价值亦由国家法律所规定，因此国家要绝对控制铸币权。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活跃于17—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巴本最早提出了“货币国定说”。实际上，中国古代的货币理论体系中也包括了相似观点，汉兴以来，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民间群体，均开始广泛关注货币铸造权的归属问题，并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激烈辩论，由此形成了我国最早的“货币国定说”。

　　贾谊首倡其说

　　汉文帝五年（前175），汉文帝推行“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允许民众参与铸钱。贾谊公开表示反对，并指出放开私自铸钱的危害：其一，增加社会犯罪。如果人人都为了逐利而去盗铸钱币，那么“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其二，徒增市场行钱混乱。民间铸钱往往体型小、重量轻，如果任其流通，则会出现“市肆异用，钱文大乱”，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其三，令更多百姓放弃农耕。汉代重视农业，贾谊认为农业不仅是国家经济命脉，还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如果民众都为了逐利而去采铜铸钱，那么就会出现“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的状况，如此会形成恶性循环，不仅威胁到国家粮食储备安全，而且违法犯罪的人会越来越多。

　　贾谊还进一步提出朝廷禁止私自铸钱的好处，并将其归纳为“七福”。“七福”具体来说就是：“一福”，政府需要控制铜矿资源，使百姓无法获得铸钱原材料，于是民众就不会跑去铸钱，以此减少黥罪的发生；“二福”，参与盗铸的人变少，市场上的劣钱就会逐渐消亡，百姓亦不会对朝廷信誉产生质疑；“三福”，大家都不去铸钱，更多的人会回到农田上耕种，保障了农业生产；“四福”，朝廷控制了铜矿资源，以此调整钱与物之间的关系，并将货币经济命脉掌握在朝廷手中；“五福”，铜矿资源可以用来制作兵器；“六福”，朝廷掌握了货币发行权，便可进一步监视市场、调节盈亏，以达到官府富足、削弱工商业势力之目的；“七福”，当朝廷拥有了数量更多的货币财富，便可以在与匈奴的作战中占据优势地位，最终取得完全胜利。

　　由此可见，贾谊的观点与立场十分明晰：既然货币应由国家发行，那么朝廷不仅要控制铸币权，还要运用法律和行政力量打击民间私自铸钱，这既是其货币思想的核心，也是“货币国定说”的一种具体表现。

　　盐铁会议中的辩论

　　汉昭帝时，权臣霍光以皇帝的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就汉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政策进行全面总结与讨论，史称“盐铁之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人针对货币铸造权问题提出不同看法，辩论双方围绕铸币权究竟该属“上”、还是放“下”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些内容保存在《盐铁论·错币篇》中。参与辩论的双方是桑弘羊与“文学”。所谓“文学”是指具有一定学识和声望的名士，他们不属于朝廷官吏，而是民间知名人士。可以说，这次辩论实质上是官方与民间围绕铸币权归属问题展开的讨论。

　　桑弘羊首先指出，当时社会普遍存在贫富不均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货币被少数人囤积。正因如此，君主需要借助“均平”的手段主动控制并调整货币流动，禁止私人拥有过多财富。文学则站在“义”的角度批判朝廷逐“利”行为，他们认为自古以来“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但社会面临的问题却是“违于义而竞于财，大小相吞，激转相倾”，正是这些有权势的人不断垄断财富和资源，才使得贫富差距被不断拉大。

　　桑弘羊将汉代的社会危机归于秦朝弊政，认为汉代只是承袭了这种现状。同时，他重申国家掌握铸币权的重要性：如果山林川泽不征赋税，就会导致君主与臣民利益等同；货币不禁止私人铸造，就会使官钱与私钱并行于市。文学则针锋相对：虽然汉初承袭了秦代弊政，但统治者并未改变法度和教化，反而积聚敛财，试图通过改变货币制度而谋取利益。与此同时，如果统治者尊崇礼义，民众便会知道用礼义约束自己的行为；反之，如果统治者爱好财货，百姓便会冒死追求财利。

　　面对文学的犀利言辞，桑弘羊以汉文帝放任民众铸钱为例予以辩驳：吴王刘濞因此擅自垄断盐海湖泽，文帝宠臣邓通垄断了铜山而自行鼓铸，二者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朝廷才会禁令私自铸币。文学则毫不退让，他们举出汉武帝铸造“白金三品”的例子，旨在说明君主发行货币的意图在于通过铸钱而获利。同时，国家掌管铸钱的官吏和工匠试图铸造不合规范的钱币，致使民众不敢使用，商贾更是担心用良币换来劣币，生意做成了但依旧赔本。因此，文学得出结论：君王对外不垄断河海川泽有利于百姓生活，对内不禁止铸钱才能够真正促进民间市场交易。

　　桑弘羊没有继续作出回应，盐铁会议中关于“铸币”的讨论似乎就此结束，至于文学提出的放开民间私自铸钱的主张，不可能被朝廷采纳。实际上，在这次论辩中，无论是桑弘羊还是文学，他们提出的问题与对策都有可商榷之处，二者只是立场与关注重点有所不同。首先，桑弘羊作为西汉财政重臣，无疑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进行全局思考，积极维护朝廷的各项政策；文学主要代表普通民众，这就决定了他们关注的重点是钱币带给民生的影响。其次，桑弘羊所看到的，是朝廷如果不控制铸币权，就会导致地方势力逐渐强大，最终影响社会与经济稳定；文学一直质疑的是官吏贪腐的弊政问题，可以说二者讨论的问题并不完全聚焦，因此很难得出统一结论。最后，桑弘羊的货币思想代表着统治阶层，与贾谊一样，其思想核心是“政府控制铸币权”，并以此打击私自铸钱，即“货币国定说”；文学看似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但并未真正触及本质问题。在封建集权程度较高的汉王朝，除了朝廷有意放开私自铸钱，其他任何言论都不会产生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盐铁会议结束一年后，桑弘羊便因谋反罪被诛。对此，有学者认为，盐铁会议实际上是一场桑弘羊与霍光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虽然桑弘羊是武帝时期的重臣，到了昭帝时期终究成为弃儿，不免有些遗憾。但是，他的货币思想却贯穿帝制时代始终，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