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定型银币出现于周代，受白银开采量、冶炼技术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此后千余年间，白银流通缓慢。但在大宗交易中，白银适合充当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也便于财富贮藏与转移。宋元时期，白银逐渐取得重要地位，与钱币、纸钞混合流通。明代基本沿袭宋元货币制度，前期流通秩序紊乱：大明宝钞沦为象征性的财富；铜钱时铸时停，时禁时开，禁钱与解禁交替反复；白银流通在政令上被废止，但大明宝钞仍有对金银比价，征税依旧收取白银，民间交易始终离不开白银。

　　白银重塑明朝货币体系

　　16世纪，全球白银生产规模显著扩张，1530—1540年间（约明嘉靖前期），西班牙人在南美洲发现白银；16世纪后期（约明隆庆万历时期），日本也发现了新银矿。白银在亚洲、欧洲、美洲的广大区域内，经由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及地中海、波罗的海、黎凡特等航线，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推动下，随着贸易往来广泛流动。受对华贸易利润吸引，更因中国丝绸、瓷器等各类商品外销，16世纪之后的两个半世纪里，全球白银总量的1/4—1/3流入中国。仅明代中后期，外来白银数量便远远超过中国本土开采量，形成可供利用的白银存量。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白银在中国正式确立货币地位，并以基准货币的身份重构中国复合货币结构。中国货币体系从此前的以铜钱为价值尺度，转化为以白银为基准价值尺度。明嘉靖八年（1529），朝廷规定解京银两皆倾铸成锭，并纪年月、官吏及工匠姓名。从此，银两有了规定的成色、重量和单位，同时成为纳税法定货币和国家财政收支的计算单位，银两制度正式确立。历经清代发展，制钱和银两在事实上形成主辅币关系，银两的主体货币地位不断巩固，这一局面持续到1933年废两改元。

　　白银流入推动明代社会变革

　　明中叶之后的白银流入，不但重塑了中国货币体系，还广泛影响经济、财政、社会思想乃至生活方式，推动社会急剧变革。

　　经济上，明代早期的货币制度、货币供应与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不相匹配，钞法改革、铜钱铸造不过杯水车薪，白银流入激涨了市场货币供给，有效促进了交换规模的扩大。明代中期以后的市场发展、商品化程度事实上已经远超前代，并因此直接触发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

　　然而，明代白银流通数量相对有限，明清时期的白银内流以清代为主要时段，白银不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而且，白银地域分布不均衡，流入时间与向北运送存在时间差。明朝为抵御蒙古、女真势力，在北方边境驻扎大量军队，经由太仓银库运往北方的军费几乎相当于从东南沿海地区流入的白银总量。北方军费开支越大，内地白银供给便越不足。明末已出现白银短缺引发的经济萧条，加之气候变动造成的灾害与农业歉收，影响了明清鼎革之际的政局。

　　财政上，随着白银流通，赋役折银逐渐成为发展趋势，一条鞭法赋役合并、改折征银，成为明代赋役制度改革的标志。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转型，大量白银被吸纳进入贡赋体系。赋役折银化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反响，江南地区对此表示欢迎，北方地区则激烈反对。

　　白银输入也深刻影响了明代的财富观念。白银较之黄金易得、铜钱价昂，刺激了社会对财富的追逐。白银流通促使社会财富的贮藏手段发生变化，银票、银号开始出现，文学作品中与白银相关的表述频繁出现。王世贞感叹，之前为人写扇面不过是以绢绸作为酬劳，后来逐渐发展到直接以白银作为润笔费。“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社会风气下，西晋鲁褒的《钱神论》重新引起关注，士大夫不再耻于谈论利益。商人的社会实际地位有所提升，“工商皆本”思想出现，儒商并重、农商兼业逐渐成为时人共识。弃儒从商、弃农从商、弃仕从商、官员兼商不乏其例，工商业者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明显上升。社会形成竞逐财富、营产谋利的风气，至正德年间，拥有十余万两资产的官员颇有其人。众人谈文论道之时耻于言利；一旦谈及取利生息，则喜形于色。皇庄之外，朝廷还设有皇店，通过征收商税、经营货物、放高利贷等方式获利；万历年间，皇帝派出矿监税使，开矿榷税，以此充盈内库。

　　随着白银的广泛流通，货币日益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消费模式随之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有学者认为16世纪的中国已然进入“消费社会”。明初，朝廷对服饰式样、质地、颜色、数量等有详细规定，住房规制也是如此，平民不得僭越。明代中叶以后，服饰、房舍、坐具违式者层出不穷；奢侈品消费、炫耀性消费蔚为风气；日常消费“由俭入奢”，消费项目扩大，超越基本生存需求的休闲娱乐、文化消费比例逐渐增大。士大夫公开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享乐主义的人生哲学，消费形式自上而下传播，消费模仿自下而上抬升，侈靡之风逐渐扩散，时人叹称，“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悦其侈丽，以炫耳目之观，纵宴游之乐”。西方传教士对明代中国的描述充斥着“不可思议”的惊诧。

　　城市发展也是白银流通背景下的一个典型事相。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优渥的生活空间，茶馆、酒楼、书坊不但是消费场所，还是社交场所。大量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由此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构成独特的社会形态，演化出别具意义的社会文化。

　　白银催生新型货币思想

　　时代变动越剧烈，思想激荡越活跃。明初，“银为上币说”开始受到关注。至明中叶，丘濬提出“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的“三币之法”，主张小额交易用钱，常规交易用钞，一定金额交易用银，这一货币构想逐渐获得社会认同。明代中期以来的大规模白银流通，引发时人进一步思考白银问题，从而推动明代货币思想突破传统框架，形成诸多新特征。这些思想变革，均是由白银广泛流通催生的。

　　晚明以来的货币思想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货币供给的讨论范围有所扩大，包含铸造铜钱、发行纸钞、白银流通三大议题；第二，货币发行权归属引起较大争议，这一争议在银钱并行的环境中无法得到解决；第三，白银流通使得朝廷难以运用“子母相权论”（铸造大钱作为母币，借以行小钱子币）和“轻重论”（将货币作为一种流通手段，通过货币敛散以调剂供求）调节货币供应量。按照古典货币价值论，我们可以把赞同用银的思想归入货币金属论，将反对用银、主张印钞的思想归入货币名目论。但这种分类难以概括明中叶以来白银流通带来的巨大冲击，也无法体现货币思想对明代货币制度变革发挥的作用。

　　其中最为关键之处在于，白银流通的讨论在明代货币思想中的分量明显加大，运用“子母相权论”、轻重论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理想与现实枘凿不入，如何通过货币数量调整实现国家对货币的控制，成为当时货币领域讨论的重点。

　　明后期，时人颇为纠结：白银不属于国家铸造的货币，而是在民间自发流动，实际上脱离了官府控制，以轻重论调节货币供应量的设想显然不能成立。那么，发放与回笼白银就成为朝廷控制白银流通的主要途径。万历初年，太仓银库每年支出400余万两白银，主要用于皇室经费、行政经费（官员俸薪）、军费。国家向民众征收的赋役，以折银征纳为主。尽管如此，仍有大量白银游离于官方财政体系之外。朝廷难以开展现代意义上的货币供给与调控，这对明朝财政日常运行造成极大困扰。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