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前所未有地介入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全链条环节，文化传承的形态与边界被不断重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正经历一场根本性的范式转换，文化传播的核心也升华为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一起创造新的文化形态与意义空间。

　　人工智能重塑文化传播生态

　　人工智能对文化传播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工具范畴，正在成为重塑整个文化生态的基础性力量。2025年8月，《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正式印发，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在繁荣文化生产、增强文化传播、促进文化交流中展现更大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5年发布的《人工智能与文化》报告也提出，人工智能拓展了文化传播边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内容共享。政策层面的系统落地和共识，标志着人工智能已从文化传播的可选技术上升为基础设施。

　　内容生产的智能化使文化创作从专业机构走向全民参与，2025年中国AI生成音视频累计超20亿条，同比增长14倍以上，AI成为创意激发的催化剂；传播渠道的泛在化让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虚拟社区构成了全域性的文化传播体系，政府、媒体、企业、民众等多元主体均可为国际传播注入新动能；受众体验的沉浸式发展，让观众从被动的观赏者转变为主动的探索者和参与者。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将单向走出去的文化推送转变为一种多向的连接。

　　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文化传播的速度与广度，更在重塑传播的深度。它推动文明对话与价值共鸣从浅层相遇走向深度交织，让跨文化传播不再只是简单的信息互通，而是一种能触及情感、历史与思想的深刻共振。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快速崛起，凭借开源开放的理念与卓越的认知能力，打破了“技术即壁垒”的传统叙事，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开辟了一条普惠、包容的新路径。在这条道路上，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强调在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并扮演着连接者与赋能者的关键角色。通过大力推动人工智能的普惠发展，并积极倡议与全球南方国家共享技术成果、共建创新生态，我们见证的不仅是算力与代码的输出，更是一种数字时代的文化互鉴。当不同的语言、文明与价值体系在智能的桥梁上自由流动，技术便真正升华成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力量。

　　人工智能更新文化传播范式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国际传播，遵循传播主体将文化内容编码为可传播的信息，通过媒介渠道传输至受众，受众再进行解码与理解的线性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传播的核心目标是信息传递，即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华文化是什么。然而人工智能正在从根本上瓦解这一线性结构，催生出全新的传播范式。

　　首先是传播主体的去中心化。在传统的国际传播体系中，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主要依赖政府间的文化合作交流、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等制度化渠道，数字平台的崛起则彻底打破了这种格局。当“故宫猫AI玩偶福墩”在迪拜展会用流畅的英语讲述故宫故事，当“殷契行止”甲骨文智能体让3000多年前的文字开口说话，传播主体已从机构下沉到个体，从官方延伸到了民间。

　　其次是传播内容的共创性。在AI时代，文化内容不再是传播者单向生产出来再推送给受众的成品，而是传播者与受众在互动中共同生成的开放性文本。

　　最后是传播效果的共鸣性。与传统传播追求有多少人看到、听到的触达率不同，AI时代的文化传播已转向有多少人被真正触动、被情感感染、愿意主动参与并自发分享的深层共鸣。这不是一场单向的告知，而是一场双向的心灵对话。AI技术能基于个体的文化背景与情感偏好，将中华文化中的哲学智慧、审美意境，转化为与不同文明接触者切身相关的“意义瞬间”。因此，传播的终极目标已从“让世界知道中国”的信息传递，升华到“让世界感受中国”的情感联结与价值认同。

　　意义共生强调文化传播不是简单的文化输出，也不是单向的文化影响，而是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在文化意义的生成、阐释与重构过程中形成的互为主体性关系。意义共生强调双方在互动中共同生产出超越各自原有视域的新意义，关注文化意义系统层面的双向重构，更强调主体互认所催生的新文化意义的不可还原性。

　　文化传播意义共生的多重表征

　　人工智能时代文化传播的意义共生是文化基因与技术表达的深度共生。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激活传统文化当代生命力的重要媒介，一个重要突破是让传统文化更加可触可感。意义共生的技术伦理前提是让技术成为文化活起来的载体，而非被技术格式化。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必须建立在对文化深度理解的基础之上，真正的共生要求技术开发者与文化研究者形成深度协作，将文化内在的逻辑、精神与美学转化为可计算、可交互的数字化表达，而非仅仅完成形式上的视觉复刻。

　　意义共生深耕本土价值与全球语境的相互嵌入。“意义共生”不能只是理念上的相向而行，它仍需深深扎根于本土价值与全球语境彼此观照的结构性关系中，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适应，而是在保持各自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寻找话语方式、审美逻辑与价值表达的交叉地带，最终在这种双向嵌合中生长出具有普遍感召力的文化意义。

　　意义共生是对文化的深度理解与内化。文化传播走向意义共生要求文化意义被准确阐释，但是更强调海外受众正确理解中华文化意义后，愿意将中华文化元素融入自身的文化实践与表达中。此时，意义共生不是单向的文化传播或接受，而是文化意义系统的深度对话与共同演化，进而激活全球文化创造力。

　　可见，是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跨文化理解与认同，是评估意义共生深度的重要指标。此处所说的稳定性，并非指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趋于单一和同质，而是指跨文化互动中形成的意义协商空间具有可延续性，是参与者在一次互动中建立的理解框架，能够在后续的接触中被激活、深化乃至修正，从而形成一种动态的、累积性的跨文化意义系统。这种稳定性的形成，意味着文化传播不只是偶发性的好奇与围观，而是逐步内化为受众认知结构中可资调用的文化资源。

　　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华文化蕴含的价值理念与人类共同关切，在有效的国际传播场域中形成持续的对话与共鸣。中华文化也在与世界多元文化的深度互动中实现自身的创造性发展，成为可以对话、可以共创、可以生长的活的文化生命体。在此过程中，在跨文化互动中涌现出的新意义、新表达和新认同，将以意义共生的方式，超越传统文化的单向传播范式。

　　（作者系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教授、浙江省新时代文化浙江建设研究智库联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