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与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复杂演变，要求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实现从工具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范式转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继加入WTO并利用多边最惠国待遇机制大幅提升贸易政策改革效率之后，我国提出的力图全面革新多边贸易规则体系下国内商业政策实施机制的又一重大倡议，体现了我国始终坚定不渝地维护多边经济贸易体制、共建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的坚定信念。

　　转换开放范式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大幅削弱了传统贸易政策工具的调节作用，“边境后措施”则成为影响国际经济活动的关键因素，地缘政治冲突、“脱钩”行为更是加剧全球价值链的逆向选择，使得国际贸易政策体系调整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制度型开放通过推动全球范围内高水平制度的稳定供给，缓解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对冲制度性摩擦风险，进而成为扭转全球化颓势的关键选择。从开放经济的发展规律来看，转型经济国家的对外开放多遵循工具型开放驱动的路径，典型的如克鲁格模型所刻画的 “数量限制—价格措施与数量限制并用—取消数量限制、降低关税”的三阶段贸易政策改革蓝图。21世纪以来，所谓的“超级全球化”，本质上仍未跳出边境措施窠臼；这种浅层整合已难以适应当今全球价值链全面普及的复杂现实。中国对外开放实践则积累了制度型开放尝试的有益经验。借助放宽外贸经营权、培育贸易品部门市场主体、通过分阶段实行外汇可兑换性改革和建立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矫正价格扭曲以保护和促进竞争等措施，我国“贸易分散化改革先于贸易自由化改革”的路径设计为后续工具型开放奠定了稳健的制度基础，显示出开放型经济发展高级阶段制度型开放对工具型开放实现有序替代的机制机理。

　　拓展学科边界

　　工具型向制度型开放的范式转换，显著拓展了贸易政策改革研究的学科边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方面，赋予制度型开放以严谨和科学的定义，创新并拓展国际经济学的学科范式与知识图谱。旨在寻求全球范围内福利效应最优的贸易政策改革是规范国际经济学的一大科学问题，克鲁格模型等经典理论曾经科学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但仍未冲破被多边贸易体制奉为圭臬的工具型开放藩篱，制度型开放则打破这一窠臼，为国际经济学发展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科学解构贸易政策改革进程中由工具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共同构造的完整逻辑序贯，可以更加有效地克服工具型开放极易带来的“合成谬误”。工具型开放下各国贸易政策的单边选择极易破坏全球资源最优配置，而制度型开放则通过统一的国际规制、标准与国内政策变革，将有关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支撑发展战略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将有力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高质量的稳步发展。

　　首先，制度型开放可有效解决全球价值链普及和发展进程中对外开放形式与手段的选择问题。基于对全球价值链逆向选择动因的深刻理解，具有鲜明系统功能的制度型开放能够为我国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保障开放型经济健康发展提供行动指南，助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布局中占据有利位置。其次，制度型开放可缓解并消除单纯的工具型开放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强国际经济主体与我国合作的信心。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从举债利用外资迅速转向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生动实践，避免了重蹈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覆辙，有力地证明了制度型开放在消除风险、稳定预期方面的独特价值。再次，制度型开放可将“深层整合”嵌入各类政策传导效应形成的复杂机制，为我国运用战略规划和政策杠杆推进开放经济发展提供支撑。最后，制度型开放推动国际贸易政策体系响应“深层整合” 实践，为多边、区域和双边经贸合作提供中国方案。GATT/WTO框架下的国内商业政策条款虽触及深层整合，但因其长期游离于一般最惠国待遇机制之外，导致其实施机制始终不够健全，对成员贸易行为和争端的调整显得力不从心。制度型开放通过提供对外部门政策改革与协调的综合解决方案，推动国际贸易政策体系的重构，以便有效地适应非传统国际贸易兴起的新形势，彰显我国在全球经贸治理中的责任与担当。

　　突破实践瓶颈

　　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虽具备坚实的实践基础，但仍面临诸多重大挑战。一方面，工具型开放难以适应全球价值链普及深化与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其政策适用空间承压明显、有效性显著下降，易触发贸易伙伴在所谓“对等原则”下的贸易报复，进而引发外界对我国对外开放决心的疑虑；另一方面，制度型开放涉及的“边境后措施” 与国内经济体制与政策密不可分，具有显著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而我国在制度型开放的理论准备上相对匮乏，贸易政策端与产业政策端的改革设计尚需完善。

　　面对各种复杂挑战，需要运用科学哲学、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入考察工具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递进的规律性趋势与经济学机理，构筑制度型开放的学理基础；重点研究制度型开放缓解全球化风险的特有功能，分析“边境后措施” 的政策设计与传导机制，加强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同互动，增强供应链的稳定、安全与韧性。同时，需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视角，探寻实施制度型开放的规律性要求，推动我国制度型开放与国际贸易政策体系的主动对接，在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此外，学术研究需为制度型开放的范式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和知识供给，挖掘其确定性预期的功能，系统设计贸易政策端与产业政策端的改革方案，确保改革的系统性与稳定性，让制度型开放的推进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