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政治独立只是民族解放的起点，更为艰巨的任务是消解殖民遗留的社会文化影响，重塑自主的历史文化认同。去殖民化旨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逻辑和制度束缚，恢复非洲人民对自身历史、语言与价值的主导权。唯有对被殖民叙事扭曲的非洲历史文化正本清源，非洲的现代化建设才能筑牢深厚的社会文化根基。

　　非洲重建文化认同的主要向度

　　“去殖民”与“重建认同”构成了非洲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双重主线。一方面要肃清殖民统治带来的文化歧视与制度性不公，另一方面要从本土历史和多元现实出发塑造包容性的国家身份。围绕这两大目标，非洲国家从多个维度展开实践探索。

　　一是推进语言和教育体系改革。以尼日利亚为例，该国人口超过2亿，拥有500多种语言，长期以英语为官方语言。英语的特权地位既是殖民时代留下的历史遗产，也被少数族群视作对抗主导族群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尼日利亚在政策上承认小学母语教学的重要性，却因师资和教材不足迟迟未能落实。近年来，尼日利亚政府再度推动小学本土语言授课改革，但受国内多元语言环境与全国统一考试压力制约，改革持续引发社会争议。支持者认为，母语教学有助于儿童认知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反对者则担忧，弱化英语会削弱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参与全球交流的能力。尼日利亚语言学家安德鲁·哈鲁纳强调，如果在制度上切断教育与本土语言的联系，无异于传递“本土语言不适用于智力活动，国家身份从属于全球标准”的危险信号。由此可见，在教育领域统筹全球化与本土化，不仅关系民族文化自信，更深刻影响现代化人才的培养。

　　二是强化宗教与族群治理方面的实践探索。族群与宗教多元并存是非洲社会的基本特征，殖民时期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加剧了非洲社会的内部隔阂与分裂。国家独立之后，如何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凝聚共识、构筑统一的国家认同，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坦桑尼亚境内拥有120多个族群，形成了较为融洽的族群相处格局，被誉为“非洲清流”。这一局面的形成，离不开坦桑尼亚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去部落化改革措施。作为“彩虹之国”，南非的治理路径独具特色。其宪法明确认可12种官方语言，传统部落首领亦可在宪政体系内保有相应的社会职能，彰显出现代国家制度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然而，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并未完全消解族群鸿沟与阶层分野，“族群—国家”双重身份之间的认同与调适仍在持续推进。尼日利亚则采取联邦制缓和南北、宗教与族群矛盾，依托族群平衡、轮流执政等非正式制度维护国家统一。不过，宗教极端主义、族群冲突仍时有发生，足见国家认同构建依然任重道远。

　　三是推动社会组织和传统制度的现代化转型。许多非洲乡村社区至今保留着部落长老议事、酋长调解纠纷等传统治理机制。在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这类传统社会组织有的被纳入国家正式制度框架中，有的则实现了功能重塑。例如，坦桑尼亚独立后，逐渐弱化酋长的政治职能，更加强调基层党组织和合作社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南非在农村地区设立了议会下属的传统酋长院，允许部落酋长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笔者在南非一处祖鲁人社区开展田野调研时，曾亲历一场由地方政务官员和部落酋长共同主持的乡村大会。酋长用祖鲁语号召族人支持建设新学校，政府官员则承诺提供资源保障。传统权威与现代治理协同联动，构成非洲社会组织现代化过程中“新旧共治”的生动缩影。

　　总之，殖民主义不但掠夺了非洲的资源，更深刻侵蚀了非洲的本土文化认同。非洲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就必须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重建自身文化的归属。这一理念正在变为广泛共识，即发展并非对外部模式的简单复刻，而是立足自身根基实现自我完善。在非洲各国的具体实践中，无论是语言政策调整、教材改革，还是街头塑像移除、传统节日复兴，无不体现着非洲重塑自我、实现内生发展的坚定追求。

　　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参考价值

　　中国在实现民族独立后，成功走出了一条以文化自信、社会稳定支撑经济腾飞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在国家认同构建、文化治理领域的实践经验，可为非洲提供有益参考。

　　首先，以“多元一体”思路破解多民族国家的认同难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样面临方言繁杂、族群构成多元的现实国情。中国一方面将普通话作为全国通用语言进行推广，扫除沟通障碍；另一方面尊重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民族聚居地区推行双语教育和民族区域自治，以制度保障文化多样性。中华数千年文明孕育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联结，在现代国家框架下进一步升华为牢固的政治共同体。

　　其次，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西方话语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潮流下，中国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合理吸收外部先进经验，拒绝照搬他国模式。中国推动传统国学经典的再发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融通发展。也正因如此，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并未发生剧烈的文化断裂，反而孕育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型文化认同。对非洲来说，中国的成功实践为其带来了新的发展思路——现代化不等于割裂本土传统、照搬西方模式。相反，越是深入的社会发展转型，越需要从自身文明中汲取智慧养分。许多非洲国家已经开展类似探索，例如，结合本土习俗推进社区发展，倡导非洲式民主协商机制等。坦桑尼亚的“乌贾玛”（Ujamaa）社会理念、博茨瓦纳乡村的酋长院“协商会议”（又称“大树下的民主”）等，都体现出将传统价值融入现代治理的努力。

　　最后，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多民族社会的治理根基。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基层组织体系与社会动员机制，从农村村委会到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在维护社会稳定、动员公众参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和扶贫政策成功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反观部分非洲国家，正面临着社会组织涣散、基层治理失效、资源富集地区与贫困地区发展失衡等问题，极易成为族群冲突的导火索。当然，中国与非洲国家国情不同，中国经验不能被直接当作复制套用的现成模板。但中国摆脱殖民历史影响、实现文化复兴与经济腾飞的历程，向世界证明了现代化道路具备多元可能性，能够为非洲国家探索本土现代化道路提供思路和参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非洲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25VLS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