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交流与合作持续深化，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贸往来、投资互动愈发紧密。在此背景下，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视野亟须拓展，既要深耕世界大国的发展态势，也要精准把握全球各区域、各国的发展特质。唯有精准研判不同国家的发展现状、治理逻辑与利益诉求，才能为中国外交布局与对外经济合作筑牢基础，这也使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愈发凸显。

　　AI时代的区域国别研究

　　全球化时代凸显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战略价值，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则重塑了区域国别研究的边界、方法与核心诉求。随着大模型、大数据技术的普及，传统区域国别研究中依靠知识搜集与整理的研究工作，可以通过人工智能高效完成。

　　技术赋能的同时，也为区域国别研究指明了转型方向。AI技术尽管在具体现象的精细描述与信息挖掘上具有一定优势，但存在显著的理论分析短板，缺乏对研究现象背后因果逻辑、机制机理的深度解构能力。这意味着，新时代的区域国别研究必须跳出简单的信息罗列与现象描述，聚焦理论建构、机制探析与规律提炼，不断提升其研究价值，形成与技术工具互补的核心竞争力。

　　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创新需要对新现象和新议题进行深入研究。当前，全球性问题加剧、地区动荡频发，各类新现象、新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为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样本。例如，全球化过度扩张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在不同区域呈现出差异化特征。欧美国家主要面临全球化带来的跨国移民冲击，移民治理难题持续困扰其经济社会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因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导致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持续累积，甚至可能引发内政不稳定和冲突外溢的风险上升。与此同时，从中国自身发展语境来看，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外部压力、全方位深化的大国战略竞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区域适配难题等核心议题，均与区域国别研究深度绑定，既对研究的专业性和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议题。

　　中层理论赋能区域国别研究

　　相较于适配全球普遍性、宏观性重大议题的国际关系宏大理论，国际关系中层理论更契合区域国别研究的应用场景。中层理论研究范畴适中、聚焦具体机制机理，既能规避宏大理论过于抽象、难以落地的弊端，也能突破个案研究碎片化、缺乏普适性的局限。在国际关系学科科学化、精细化、交叉化发展的当下，中层理论为系统化与综合性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来看，高质量的区域国别研究，旨在立足区域或国别的特殊现象，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内在规律，进而实现规律的跨场景、跨个案有效验证。中层理论具备适度的抽象性与通用性，能够有效衔接微观区域个案与宏观国际规律，有利于区域国别研究突破传统描述性研究的局限，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与理论增值。

　　区域国别研究的现实关怀不同于政策研究。政策研究侧重追踪热点动态、回应短期现实需求。这类时效性极强的研究工作，可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高效完成。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目标是挖掘现象背后的深层因果机制。研究者可以通过观察区域国别具体现象，锚定具有理论价值的研究问题，依托中层理论搭建分析框架，进而提炼出区域国别现象背后的深层规律。这一研究路径使区域国别研究具备了不同于政策性研究的理论创新性，学科核心竞争力得以进一步提升。

　　中层理论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

　　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地区冲突蔓延外溢，为传统中层理论的迭代升级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多元分析视角。学术界可依托同盟理论、外交和军事决策理论、对冲理论、相互依赖武器化等经典中层理论，解读当下复杂的区域国别研究议题。

　　第一，同盟理论可解读同盟体系中的差异化互动行为。例如，同样是美国的盟友，美欧、美以、美日、美韩关系在不同时期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基于此，研究者可依托同盟困境理论，深度研判美欧同盟的矛盾根源、合作边界与发展走向。同时，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关税战中，美国各区域盟友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学术界可依托同盟理论对美国不同区域盟友的立场选择、行为逻辑与利益考量进行针对性研究，从而不断丰富同盟理论在新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解释力。

　　第二，外交和军事决策理论是解析地区冲突、国家战略选择的重要工具。以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为例，除同盟理论外，还可依托决策理论剖析其行为逻辑。例如，美国国内军工集团、政治利益集团的游说博弈，深刻影响其对中东的外交与军事决策，是美国区域战略调整的重要内生变量。此外，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对外交和军事决策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

　　第三，对冲理论可用于分析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例如，在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通过在中美之间进行两边下注的方式来规避大国竞争博弈的风险。这一现象，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中“非制衡即追随”的二元认知。学术界可依托对冲理论，深入探究中小国家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决策逻辑，阐释对冲策略的形成机制、适用条件与风险边界，以补充、完善传统制衡理论的研究体系，实现中层理论的创新与拓展。

　　第四，相互依赖武器化理论成为解读当代大国博弈与地区冲突的重要视角。全球化时代的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织，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兼具合作属性与博弈属性。例如，欧洲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存在高度依赖，这种深度的能源相互依赖已经成为重要的博弈工具。欧洲对俄实施多轮制裁的同时，不得不承受俄罗斯能源断供带来的经济冲击，在无法快速找到替代能源的情况下，欧洲的制裁行为使其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与民生代价。

　　可见，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中层理论的深度融合，是推动该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可实现双重突破。一方面，依托成熟的中层理论框架，可以对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新现象进行辨析和总结；另一方面，通过对比同一理论机制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别场景下的差异化应用效果，可以有效拓展传统中层理论的适用范围，进而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迭代升级。以“中层理论+区域国别”的融合研究范式为依托，学术界可以有效平衡技术工具与学术思辨的关系，推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与百家争鸣。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