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断，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当前，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的历史进程中，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更为之增添了新的科技变量。因此，筑牢哲学社会科学的底座，是要形成一套与数智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应的问题体系、学术体系、人才体系、数据体系和制度体系，使我们能够解释中国、读懂世界、研判变局、参与规则制定。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原则规范

　　在数智时代筑牢哲学社会科学的底座，需要回答依靠什么方法、按照什么原则来建设的问题。因此，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数智技术提供的新能力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统一起来，真正确立数智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则与规范。

　　第一，坚持人民立场。技术运用首先要看是否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和成果应用都要尊重个人权益，防止借助技术操纵信息、强化歧视和扩大不平等。

　　第二，坚持实践观点。理论来自实践，也必须接受实践检验。人工智能可以辅助阅读和计算，但不能代替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不能代替同人民群众的真实联系。数智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读得懂算法，也要走得进田野。

　　第三，坚持辩证思维。技术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独立运行的，其社会影响取决于由谁掌握、为谁服务以及如何治理。我们既要看到人工智能提高效率、拓展能力的一面，也要看到算法偏见、数据垄断、黑箱决策和责任模糊等风险，做到积极利用而不盲目依赖，审慎治理而不因噎废食。

　　第四，坚持科技向善。技术应用要有利于增进真实认识、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发展，而不能成为制造信息茧房、维护垄断利益和固化既有权力结构的工具。对于影响重大、风险较高的应用，要建立相应的伦理审查、数据安全和责任追溯机制。

　　第五，坚持文明互鉴。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人工智能治理也要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以单一价值标准垄断技术规则。不同国家和文明都应有权利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也有权利发展符合自身文化传统和发展需要的技术体系。

　　聚焦数智时代的关键基础研究

　　当前，围绕两个大局和国家长远需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尤其要重视基础研究。这既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涉及认识外部环境、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的基础研究，如对全球南方、中等强国和关键周边国家的研究，对海外利益保护的研究，对太空等新兴领域的研究；又要求我们紧扣数智时代脉搏，聚焦与数智技术等新兴科技变量相关的关键基础研究，为进一步深度参与未来治理提供知识支撑。

　　一方面，要加强新技术分配效应和全球治理研究。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深海开发等技术进步正在拓展人类发展的边界，但技术能力和收益不会自动公平分配。全球算力、数据和模型资源向少数国家和大型科技企业集中，可能进一步拉大发展差距；算法应用也可能通过就业替代、信用评价和信息分发等渠道，加剧既有不平等。

　　哲学社会科学既要研究技术如何提高效率，也要研究技术红利如何分享、转型成本如何承担、弱势群体权益如何保障。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减贫发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应当为数智时代进一步促进技术普惠、缩小数字鸿沟、维护代际公平和推动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公共知识产品。

　　另一方面，要加强大模型价值偏向、算法主权和多元文明语料体系研究。任何大模型都不是在真空中训练出来的。训练语料的构成、知识分类方式、价值对齐标准以及开发机构所处的制度环境，都会影响模型对不同国家、历史和文明的呈现。当前，英语语料和西方知识体系在全球大模型中占据明显优势，一些小语种和非西方文明存在代表性不足、表达失真甚至被误读的问题。

　　因此，我们既要提高自主可控能力，建设高质量的中华文明语料库、多语种语料库和专业知识库，也要深入研究模型偏见识别、算法评估、数据权利和责任边界。这样做不是走向封闭，而是以更加开放、平等的方式参与全球人工智能合作，推动形成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技术生态和治理规则。

　　以数智技术推动范式和组织变革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不仅是辅助性的工具，更是重构研究方法、科研组织的核心变量。不能恰当地运用数智技术解决“能不能做、怎样做得更好”的问题，数智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底座就缺乏最有力的支撑。因此，要切实用好数智技术，推动研究方式和科研组织变革。

　　第一，坚持大数据与田野调查相互支撑。多语种网络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持续观察跨区域社会情绪，卫星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可以辅助分析资源与环境变化，自然语言处理可以用于识别大模型中的系统性偏差。这些方法能够扩大观察范围、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但不能代替研究者进入现场。更合理的做法，是先用数据发现线索、形成问题，再通过田野调查辨别事实、理解机制，最后回到多源数据中进行验证。

　　第二，提高知识生产和传播效率。人工智能可以协助梳理跨学科、跨语言文献，处理文本、图像和声音等海量材料，也可以支持政策情景模拟、数据可视化和多语种传播。研究者因而可以把更多时间放在提出问题、判断证据、识别因果和发展理论上。但必须明确，人工智能提供的是辅助功能，承担研究设计、学术判断和成果生产责任的仍然是研究者。

　　第三，建设开放共享、安全可控的科研基础设施。要统筹建设多语种语料库、知识图谱、长期变量监测数据库、海外利益风险分析平台和政策模拟环境，推进数据、算法和算力的合理共享。与此同时，要改变主要依靠个人和单一学科开展研究的组织方式，推动学科专家、区域国别研究者、大数据人才和数智工程师长期协作。

　　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更多数据、发现更多关联，却不能替代研究者提出真正重要的问题；算法可以提高分析效率，却不能代替人的价值判断和责任担当；大模型可以生成文本，却不能代替对人民生活的切身理解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建设数智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底座，主体仍然是人，根本立场仍然是人民，根本指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数智技术带来的新机遇，坚守学术规范和价值底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