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崇岐先生（1903—1962）是我国著名的宋史专家、目录学家。他的一生，编书多于著书，与古籍索引编录、古籍整理和点校、中国近代史资料编纂紧密相连，可谓甘为基石，不逐名利。从聂崇岐先生的治学之路可以看出他不求闻达、默默耕耘的高尚风范。

　　埋首编纂引得

　　聂崇岐先生出生于直隶蓟县马道庄（现属天津市），幼时家境贫寒，“用书治饿，既省了钱，又得了学问”。1922年，他考入燕京大学，就读期间四处“打工”，直到1928年才得以毕业。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他受到历史系主任洪业的赏识。1930年9月，洪业着手筹建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聂崇岐先生成为引得编纂处初建时的编辑。

　　中国古籍数量庞大，版本驳杂，内容涵盖极为广泛。引得编纂处重新对中国最主要的经书史籍进行系统校勘，加编引得和词汇索引，帮助人们查询和利用古籍，是我国最早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编纂中国古典文献索引的专门学术机构。这些引得涉及诸多书籍，是研究与查找中国古代典籍的重要参考工具，相关研究成果传播到国外，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基础。

　　1933年，聂崇岐先生升任引得编纂处副主任，“佐主任处理日常事务及总负编校之责”，工作极为繁忙。引得的编纂工作，既极具开创性又繁重复杂。一部古籍引得编纂，要经过选书、择本、钩标、校抄、撰序等多个环节。编纂者须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对所选古籍要无处不通、无字不知、无事不明。引得编纂处工作人员大多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他们学有所长，其专业水准保障了引得丛刊的高质量发展。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强占燕园，引得编纂处的工作被迫中断，聂崇岐先生的生活陷入困境。但他很有民族气节，宁守困苦清贫也绝不接受日伪政权的周济和聘请。1942年9月，中法汉学研究所成立语言历史组和通检组，他带领原引得编纂处的7名工作人员转入中法汉学研究所，并担任研究员和通检组主任，继续从事索引编纂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在北平复校，聂崇岐先生带领通检组的引得编纂处旧人重返燕京大学，继续编纂引得。1946年，聂崇岐先生任引得编纂处主任，暂代哈佛燕京学社办事处执行干事，并兼任历史系教授。

　　从1930年引得编纂处成立到停止实际编纂工作，引得编纂处只有10人左右，共编辑索引64种81册，目录4种，基本上保持着每年3至4种的出版数量，半数以上的引得都对原书的作者、成书过程、散佚情况和体例优劣进行了考证。聂崇岐先生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职责，将自己宝贵的20余年光阴献给了索引编纂事业，在中国现代索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洪业曾指出，引得编纂的成绩大半归功于他的两位学生，“编的方面由聂崇岐负责。聂为人耿直，博闻强识，办事说一不二，有‘铁面御史’之称；事务方面由李书春负责，李长袖善舞，很能开源节流”。

　　整理史料丛刊

　　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与党中央对中国近代史的重视密切相关。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呼吁：“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1949年7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成立后，开始有组织推进和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1950年成立了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等11位专家组成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总编辑委员会。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年，其主要工作就是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聂崇岐先生具有扎实的史料功底，从事引得编纂工作长达20余年，他的专业能力和学术贡献有口皆碑。1950年夏，他应翦伯赞先生之邀，负责编纂丛刊的《捻军》资料，至1952年初大致完成，其学术价值在新的环境中得到初步认可。

　　1952年，学术功底扎实的聂崇岐先生接受范文澜先生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从此他的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范文澜先生看重他的史料功底，于是他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一头扎进工作。1952年到1962年10年间，他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整理中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编或参编《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洋务运动》《北洋军阀》等。在聂崇岐先生的带领下，资料组发挥史料编译之所长，在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系列中起了关键作用。他率领的编辑组虽只有五六个人，每年却平均编出上百万字资料，成为近代史研究所人数最少、成绩最突出的部门之一。

　　在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过程中，聂崇岐先生发现了一些为人忽略的史料，这些史料经他收集整理，成为史学研究中的新课题，《捻军资料别集》《金钱会资料》就是这样的成果。聂崇岐先生还负责整理《锡良遗稿》等其他近代史资料。出版界一致认为，凡是经他签名发出的书稿，质量都是信得过的。1958年，聂崇岐先生还与翦伯赞、齐思和、刘启戈等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外历史年表》这部研究中国史、世界史必不可少的大型工具书。

　　点校传世古籍

　　标点与校勘《资治通鉴》和《宋史》、复校《史记》，是聂崇岐先生担负的重要任务。1954年9月，吴晗与范文澜共同组建专业团队，开展《资治通鉴》的标点整理工作，以满足广大干部的学习需求。这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范文澜先生安排聂崇岐先生参加标点工作。1955年初，校阅小组成立，由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和顾颉刚四人组成。不久，由聂崇岐先生主持工作，承担全书的标点与复校工作，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1955年底，该书标点完毕，由古籍出版社于1956年6月出版。

　　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后，将“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列为重点项目。7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前四史”的点校工作。9月13日，吴晗、范文澜等召开会议，决定除前四史之外，“其他廿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同时，会议提出由顾颉刚点校的《史记》“争取今年年底出版”。范文澜将这一重大且紧迫的复校任务交给聂崇岐先生。聂崇岐先生立即启动对顾颉刚点校本的复校工作，随后又投入对宋云彬点校本的复校工作中。次年5月，聂崇岐先生完成两版《史记》的校勘，“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点校本《史记》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毛主席打三次电话索取，览后表示满意”。

　　聂崇岐先生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索引编纂者、历史资料整理者，也是著名的宋史专家，因其熟稔宋史并掌握了详尽的资料，被学术界誉为“活宋”。他的另一项工作是协助范文澜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主要负责宋代部分。此时，他还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历史组的成员，积极投入《宋史》的点校工作。到1962年春，他已完成初次点校，并写出一部分《校勘记》样稿。

　　聂崇岐先生因淡泊名利的踏实学风与崇高的敬业精神，深受范文澜器重，近代史研究所同仁也对他礼遇有加。1958年，他担任资料与工具书组组长，推动工具书的编纂与完善。1960年3月，近代史研究所将原来的资料与工具书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课题组和翻译组合并，成立史料编译组，以聂崇岐为组长。此外，聂崇岐先生在培养青年科研人员的古籍整理、史书学习、古文标点等能力方面也花费了不少心血。

　　聂崇岐先生的工作日益繁重，常常白天在城内开会学习，晚间在家伏案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尽其所能回报组织的信任。1962年4月17日凌晨，仍在工作的聂崇岐心脏病猝发，不幸谢世。临终前他留下的唯一一句话是叮嘱妻子如自己不能参加第二天所里的会议要电话请假。这一细节足见聂崇岐先生一生对职责、对志业近乎执拗的坚守。

　　学术研究不只是自己的工作，更是服务社会的事业。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服务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聂崇岐先生曾说：“编书、整理古籍，是好汉子不干，赖汉子干不了的事。”从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他始终在做一件事：为他人作嫁衣，为后学铺路基。他既能从事研究，又能安坐冷板凳，埋头苦干，嘉惠学林。这种甘为基石、默默耕耘的精神，是聂崇岐先生最珍贵的学术品格。聂崇岐先生全身心投入史料编纂工作，不计名利、甘为人梯，为新中国史学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