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创新是“从0到1”的创新，通常具有首创性、突破性、颠覆性等特征。卓越的研究水平和独立思考能力是社会科学领域实现原始创新的关键所在。然而，纵观学术界，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象：部分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只是对既有科研成果的低层次重复，不少论文内容肤浅且平庸，具备原始创新特征的研究实属罕见。如何从跟踪式研究过渡到真正意义上的开创性研究？围绕原始创新的定义与特征、实现条件、合作模式，以及国内外层面的政策支持等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原始创新既指向过去也指向未来

　　瑞典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扬·奥伯格（Jan Oberg）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围绕原始创新，有诸多议题值得探讨。一般而言，在自然科学领域实现原始创新，比在社会科学领域实现原始创新更容易。在社会科学领域，生成新事物或实现创新的分界点不那么清晰明确。但在这两个领域，原始创新的关键都在于揭示那些此前处于封闭状态、未被看见、未被探索的事物，使原本潜藏的因素得以显现。创新可以呈现多种形态：或是对已知事实进行创新性诠释，改变某个概念或理论所处的层次，使其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均能发挥作用；或是命名之前从未有过的概念，发展出一种重塑先前认知的新体系。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创新既指向过去，也指向未来。重要而伟大的创新成果往往可以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牛津大学官网发文表示，在社会科学领域，创新可以有多种形式，既可以是改变组织和社区的研究活动，也可以是应用严谨的研究方法制定政策或发展技术，并促进社会蓬勃发展。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能够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有助于应对当今时代的重大挑战。对科研人员而言，创新已成为研究全生命周期中宝贵且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交流专业知识、分享观点和见解，社会科学学者能够增强研究能力，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文章写道，具体而言，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可以是协作式系统研究，采用整体方法并连接孤岛以解决复杂问题；也可以是以人为本的研究，将社会科学融入社会政策制定和技术发展。为实现以上目标，需要与外部伙伴建立联系，以催化并放大研究的影响力，也需要从特定渠道筹集资金以持续开展研究。

　　欧洲科学院院士阿尔弗雷德·霍农（Alfred Hornung）告诉记者，原始创新是指通过提出新概念、实施新方案来认识并应对人类文明演变与生物圈进化中的根本性改变。在开展研究方面，科研人员通常需兼顾科研与教学工作，因此需要更多空间和资金支持来推进长期项目；政府可以为依托学术平台的科研中心创造更好的条件，并成立国家级资助机构，推动个人与团队项目的开展。

　　奥伯格认为，书籍是构筑个人知识体系的基石。他结合自身经历告诉记者，“我曾经研读过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和平与未来研究的相关著作。当时，我每天都能接触到新颖的概念、理论以及数据和研究方法。事后看来，当时我研读的部分作品确实颇具创新性。幸运的是，在大多数课程中，我的老师都鼓励学生进行深入而广泛的阅读。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尚未蓬勃发展的年代，几乎没有像如今这样大量的二手文献和摘要，人们需要研读原始文本，更重要的是，深入理解其中的论证过程”。

　　知识进步需要主动构建新框架

　　霍农认为，原始创新依赖新的见解，能够创造新的术语，当然这需要杰出思想家的卓越智慧，因为他们能够将多种细致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并开展颠覆性研究。纵观各学科在欧美的发展史，每次重大原始创新都伴随着颠覆性研究。例如，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分别在各自领域开辟了创新性研究路径。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了多元论宇宙观，从实用主义视角批判了一元唯心论，并认为多元文化社会正在逐步形成。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对精神疾病、监狱制度及“社会偏差现象”的研究，揭示了政治与法律体系的缺陷。他在《词与物》中提出了术语“知识型”（épistémè，又译“认识型”“认识阈”），认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知识生产规则体系，这一观点已被应用于西方政治纲领。

　　霍农继续举例称，法国哲学家针对人类社会本质提出了诸多独创性观点。例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主张解构西方国家所谓的“宏大叙事”，代之以“微观个案”，倡导开展弱势群体与边缘化群体研究，关注其挣扎、选择与生存。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库恩在其1962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转换”概念，并表示知识进步不仅是日积月累的常规科学，更是在危急时刻构建新框架的意识，这种新框架应具备取代旧框架的可能性，以及从根本上改变特定领域研究方法的潜力。

　　在奥伯格看来，所谓创新或看似创新的观念，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主观判断。因而，在当今社会，敢于提问、善于提问，对实现原始创新十分必要。思考前人如何实现创新，勇于提出“如果……会怎样”的假设，或尝试重新梳理理论、数据、流派及其相互关系，也许会促成一种革命性想法的诞生，有利于激发创新性思维。这意味着科研人员需要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不局限于过去和当下，转而关注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同时设想一种未来图景。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在其1959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概念——社会学的想象力。他强调，社会学应当加强对人的关注，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微观经验与宏观结构相联系。在他看来，把握个人生命历程与公共历史之间的关联，正是社会学想象力的核心。因而他主张，若要理解个人体验，就必须厘清社会结构如何塑造个体；反过来，想要理解社会历史，则要认识到社会是由无数各不相同的人共同构建而成，充斥着个体经历与感知。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应包含现实生活，即人们真实亲历的生活。这绝不意味着只在挂着研究室标牌的房间里进行研究。”奥伯格感叹道，在一个主流语境中，要挑战权威思想家和学科规范，公开表示某些知识并不那么富有解释力，需要一定的勇气。倘若有人对某一理论或概念心存质疑，或认为它难以有效解释某种社会现象，不妨通过引入新变量，思考现有概念或理论存在哪些盲区，尝试对其加以完善。

　　奥伯格同时提到，倘若将研究视作数据、理论与价值三者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么其中任何一个维度发生变动，都会牵动其余两个维度。这种理念蕴含的启示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存在永恒真理，唯有动态演变。从这一意义而言，永远不要把一套理论当作终极定论全盘接受。一切理论都有改进的余地和空间。面对任何一种论断，人们都可以发出质疑和追问：假如这并非全部真相呢？

　　跨学科交叉融合促成原始创新

　　在任何国家，高校都是创新性研究的主要力量。霍农认为，在欧美国家，高校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之初侧重宗教与哲学到如今愈发多元化。然而，这也导致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割裂，阻碍了科研人员间的交流协作。近年来，全新的跨学科与跨领域合作模式得以建立和应用，由此带来更深入的认知突破与创新成果，这反过来也推动了各学科自身的发展。

　　奥伯格从跨学科角度阐释了原始创新的产生。他认为，促成原始创新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跨学科交叉融合、进行跨学科对话，借鉴其他学科的模型或从中汲取灵感至关重要。例如，自然科学研究者可以从文学、艺术等领域寻找灵感，使用隐喻思维，并尝试以历史视角审视问题。

　　在中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有一条赫然在列：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谈及这一点，霍农表示，中国将增强原始创新能力纳入国家政策范围，令人欣慰。政治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协作配合，始终是推动社会未来发展与进步的关键。决策者应借鉴社会科学学者提出的深刻洞见，作为施政参考。在许多西方国家，政界与学术界之间往往存在利益分歧，各方主体彼此对立，这严重阻碍了政策的推进与科研学术的发展。中国选择了符合本国多数人利益的创新方案，推动各方为增进全体民众的福祉而努力。

　　奥伯格告诉记者，从英国经济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文明史观视角来看，某个社会能够依靠创新与远见走向兴盛、走向成熟；而那些走向衰落的社会往往未能认清一个事实——翘楚即意味着危机。它们逐渐松懈、安于现状，沉溺于自身成就，一味向外界输出经验，却停止学习新知识，导致好奇心慢慢消逝。

　　“保持谦逊、永葆求知欲，从不自满，才能拥有持久不息的创新能力。中国深知唯有变化恒常不变，才能在诸多社会领域保持创新活力。如果各国始终秉持一个信念——明天可以变得更好，发展离不开持续创新，那么将造福本国乃至全世界。”奥伯格总结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白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