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至2002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连续3次就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发表重要讲话：2001年8月7日，他在北戴河同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座谈时提出“四个同样重要”的重要论断；2002年4月28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五个高度重视”的要求和对社科工作者的“五点希望”；2002年7月16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二十五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两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论断、五项职责和“五点要求”。三次讲话在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被教育部确认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20余年后的今天，重温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深刻把握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历史脉络与思想逻辑，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四个同样重要”到“两个不可替代”

　　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地位，是江泽民同志三次讲话的首要关切。“8·7”讲话提出“四个同样重要”：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这几个维度构成了完整的论证框架，破除了“重理轻文”的思维定式。

　　哲学社会科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其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将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定位从“工具”层面拓展到“综合国力”层面，意味着国家的综合实力不仅体现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上，也体现在理论创新能力、学术研究水平和文化影响力等“软实力”上。

　　“7·16”讲话将这一认识推向新的高度，提出“两个不可替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从“同样重要”到“不可替代”，并非简单的程度递进，而是论证框架的根本转换：“四个同样重要”是在与自然科学的比较关系中确立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两个不可替代”则将哲学社会科学置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这一特定历史进程中，强调其具有自然科学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不可替代性源于其研究对象“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特殊性质，源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理论指导的内在需要。

　　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

　　如果说地位和作用回答的是“哲学社会科学为何重要”的问题，那么使命和任务回答的则是“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做什么”的问题。

　　“7·16”讲话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概括了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五项职责。这五项职责构成完整的功能谱系：认识世界是认知功能，指向对客观规律的把握；传承文明是文化功能，指向对历史文脉的赓续；创新理论是学术功能，指向对原创性知识的生产；咨政育人既是政治功能，也是教育功能，指向对决策实践和人才培养的支撑；服务社会是实践功能，指向对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回应。五项职责之间不是平行并列的简单罗列，而是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认识世界是基础、传承文明是底蕴、创新理论是核心、咨政育人是导向、服务社会是旨归。

　　江泽民同志还明确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四大功能方向：“要努力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成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理论创新和先进文化发展，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这四大方向分别对应认识论功能、文化功能、决策咨询功能和实践服务功能，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功能发挥提供了明确指引。

　　在“4·28”讲话的“五点希望”中，江泽民同志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努力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这一要求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任务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紧密联结，强调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实践、不能回避现实问题，而应当以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为使命担当。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时俱进开展理论创新

　　江泽民同志在“7·16”讲话中提出的“五点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优良学风、坚持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构成了系统的方法论框架。

　　江泽民同志强调：“最重要的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进一步提出“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

　　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将发展目标从一般性的“繁荣发展”提升到具有民族特色和主体意识的层面，并提出以“三个代表”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

　　“7·16”讲话提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深刻揭示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辩证关系。江泽民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上、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源泉，理论创新是实践发展的先导和指南，二者在“实践—认识—实践”的辩证运动中相互促进。

　　江泽民同志还倡导“做人、做事、做学问相统一”的优良传统，要求“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在党的领导上，他要求“坚持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全社会共同努力，形成尊重科学、鼓励探索的学术氛围。

　　回顾江泽民同志21世纪初3次关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讲话，其理论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一系列标志性论断，更在于构建了以地位作用为逻辑起点、以使命任务为实践指向、以路径方法为保障体系的完整理论框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理解和继承这一思想遗产，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重温的最好方式，也是前行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