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模型算法迭代、具身智能场景落地、端侧算力全面普及，人工智能全方位嵌入工作、学习、休闲、日常交往互动等社会生活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指出：“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深刻重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大幅跃升。”人工智能既蕴藏巨大机遇，也衍生多重治理挑战，然而单纯依靠技术和市场的力量，难以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应充分发挥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社会的优势，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释放人工智能赋能产业、改善民生和提升治理效能的积极作用。

　　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社会优势

　　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社会，在社会禀赋、社会资本、社会文化、社会组织和社会价值等方面拥有显著优势，有助于更好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变革。

　　社会禀赋优势：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我国现有8.51亿劳动力人口，2022年起每年超过1000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大量高校毕业生储备能够快速适应就业和认知转型，是应对AI社会变革的宝贵人力资源。

　　与小型经济体面对技术冲击可能出现的劳动力断层不同，超大规模社会的劳动力资源数量多、结构较完整，保证了就业结构重组过程中不至于出现系统性断裂。无论理科生还是文科生，这些高素质人才对AI工具的学习能力都较强，能够较快适应人机协同的就业和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实施的2025年中国文化发展调查显示，在接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人群中，16.73%的受访者每天使用AI工具，高于未接受过本科教育人群中11.38%的比例；接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人群使用AI工具用于工作、教育、休闲娱乐等各个方面，而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更多在休闲娱乐中使用AI工具，较少将其应用到工作和教育中。这种认知适应能力有着教育和文化基础：一是中国大学普遍开设了AI课程，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AI已成为其通识教育的一部分；二是中国社会普遍重视技能培养和提升，这种“学习型社会”鼓励人们主动调整认知和生活。

　　社会资本优势：普遍的家庭支持网络。中国社会积淀了独特而普遍的社会资本，即以家庭为核心、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互助网络，当个体面对生活冲击时，构成制度性社会保障之外的“第一道防线”，发挥减震器的功能。

　　在对外卖骑手的调研中，虽然骑手预期失业风险很高，但返乡是普遍的退路。比如，有骑手说“大不了回老家开个小饭店”，还有的说“哪天不想干骑手这行了，就回家种地”。中国的家庭支持具有普遍性，为家庭互助抵抗风险提供了社会资本。这种普遍性的家庭支持之所以具有可行性，主要原因是我国在城乡发展水平上的梯度差异，从大城市到乡村，可以分阶段、分层级消化AI变革产生的冲击，使得家庭在一定时间内可以作为“避风港”，给人们缓冲的空间。

　　社会文化优势：务实包容的文化传统。中华文明向来兼收并蓄，并且始终能够将外来文化融入自身体系，为应对AI带来的冲击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包容力。

　　不少西方民众习惯将技术发展意识形态化，将AI的社会影响理解为“文化入侵”或“文明威胁”。不同的是，中国人更习惯将技术变革理解为“需要消化和融合的新要素”，以能否解决实际问题为接纳标准，形成一种务实、渐进的适应路径。这种务实包容的文化缓解了AI变革可能引发的焦虑和恐慌。爱德曼发布的2025年信任晴雨表数据显示，54%的中国受访者对AI日益普及持欢迎态度，而美国仅为17%；87%的中国受访者信任AI，而美国仅为32%。该数据发现与2025年中国文化发展调查较为一致：城乡居民中，65%的受访者认为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好处大于坏处，同时有74%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会给生活带来积极改变，21%的受访者持中立态度。这种务实包容的社会文化并非仅来自历史传统，也有着实践基础。十年间，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场生动的智能社会教育，民众逐渐培养了一种智能生活方式。我国有网民11.25亿人，使用手机上网比例为99.6%，生成式人工智能总用户达6.02亿人、普及率为42.8%。这一超大规模智能生活参与主体，反映了技术带来的便利性和高效能感在公共认知中占据了主导位置，强化了务实包容的社会文化，有助于积极面对智能技术变革。

　　社会组织优势：党建引领下的协同治理。实践证明，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模式具备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统筹能力，能更好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协同，并且在超大规模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国的社会组织优势及其实践经验经受住了数次重大社会风险的考验，为应对AI带来的社会生活变革打下坚实基础。

　　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模式突出体现在基层社会的高度组织化。网格员、志愿者、业主委员会等多层次社会组织网络，构成超大规模社区治理中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调研发现，在智慧社区建设、AI适老化改造等工作中，社区依托“大党委”机制，联合辖区内的企业和商家共同提供资源，制定针对性的策略推动AI应用落地。比如，为老年人推荐适老化智能产品并进行手把手使用指导、举办青少年AI学习教育活动普及知识素养，还有的发挥居民的技术专长设计小程序以优化社区管理。政府、企业、社会高效联动的治理格局，降低了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排斥感，也让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红利。

　　社会价值优势：普惠智能的发展目标。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强调技术普惠，这种“投资于人”的发展理念，将技术进步红利转化为人的发展红利，为社会平稳应对AI变革提供了价值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在实践中，不同于资本主导下的技术逐利逻辑，我国AI发展更加注重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技术进步的根本目标。在国内层面，AI技术不断向乡村、基层、弱势群体倾斜，智慧农业助力乡村振兴，AI适老化改造改善老年群体福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通过智能化手段下沉，持续缩小区域、城乡间的发展差距。在国际层面，致力于通过AI合作助力地区减贫、公共卫生提升、气候变化应对等全球议题，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充分发挥社会优势拥抱智能变革

　　尽管我国具备多重社会优势，但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我国在创新动力、公众风险认知、文化生态、协同效能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制约了人工智能对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变革，应坚持科技向上向善的价值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补齐社会发展的短板，构建系统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方案。

　　首先，发挥社会禀赋和社会资本优势，促进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创新。发挥超大规模社会的场景优势，围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重点领域凝练真实需求，形成从需求牵引到应用反馈，再到技术迭代的产业发展良性循环，同时依托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促进人才供给与智能产业需求有效对接，将规模优势转化为创新动能。

　　其次，发挥学习型社会的文化优势，加强全民AI素养培育。将人工智能素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学习体系，面向在职群体开展技能转型培训，依托社区治理网络和家庭支持，面向老年人开展智能产品使用指导与风险防范教育，提升重点群体的AI素养。

　　再次，完善监管审批制度，优化创新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在舆论监管方面，打击流量驱动的不实报道和过度渲染，为技术完善保留社会文化空间；在制度监管层面，完善沙盒监管、容错纠错等包容性制度，推动形成鼓励探索、规范有序的制度环境。

　　最后，深化协同共治，释放多元治理效能。发挥党建引领的组织优势，完善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标准制定、行业自律、政企沟通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依托社区、志愿者、公益组织等基层治理网络，推动智能公共服务向乡村、基层和弱势群体延伸，让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团队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