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精髓就在于深入既定社会的“实体性内容”，其基本原理或原则从来就不是抽象的普遍性，具体化运用才能保持自身。反之，仅用抽象的普遍性来进行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恰恰揭示出知性知识的限度与性质，使得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大打折扣。特别是数字时代全新的物质实践方式对工业时代经典理论框架的冲击，导致传统理论范式的解释困境。这就要求对唯物史观核心范畴进行与时俱进的深化和具体化，激发其理论生命力。

　　“社会存在”的当代扩展与生产力的革命性跃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命题，确立了社会历史分析的唯物主义出发点，从根本上划清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是与精神领域相对立的物质领域，主要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也包括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但其核心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社会关系，而非简单的物质实体存在，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真实的、实践的根基。社会意识在内容上最终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回声或变形。同时，表现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存在结构也在形塑着社会意识的基本框架与可能性空间。而推动“社会存在”发展变化的最终动力是包含着劳动者、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要素的生产力，“三要素”的结合与革新，构成了社会历史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仅直接限定了社会关系的可能形式，而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或迟或早地引发了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等社会存在的全面重构，同时也革新了社会意识的面貌。

　　数字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问题正在重塑社会生产关系，进而影响社会意识的内容和形式。平台打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和时空约束，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载体，不断重构社会关系。数字技术促使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深度融合，社会存在从单一的物理空间扩展到虚实融合的多维空间。总之“社会存在”实现了虚拟空间、数字身份、线上社群等数字化拓展，这是当代社会存在的崭新构成部分。生产力这一动力具有了以算法、算力和大数据为核心的信息生产力等新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驱动社会存在变革，系统性塑造着社会意识，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算法中介时代的具体体现。在现代性意识形态及其主导的知识模式的遮蔽下，现代数字资本主义世界的规则和观念被塑造为永恒的自然法则，而非特定历史阶段的、暂时的社会关系产物。在此情形下，必须从数字化、虚拟化的客观实践层面重新理解“生产”与“存在”，从而把握当代社会意识的生成根源，破除数字资本逻辑所建构的“永恒幻相”，并在实践基础上探索真正符合人类共同福祉的文明新形态。这正是唯物史观科学性与批判性的源泉。

　　生产关系的复杂调整与经济基础的重构

　　“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生产力的数字革命，推动生产关系进行“适应性重构”。这一过程并未消除生产关系中的权力与剥削，反而使其形态变得更为复杂、隐蔽和全球化。生产关系表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工业时代不同，数字时代的数据产权与平台准入权成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新核心。特别是数据产权的模糊与不对称界定，构成了数字生产关系的基础性矛盾。平台如“数字封建制”般存在，用户和商家在平台上“耕作”并上缴“租金”。生产关系包含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在数字时代，这一点也发生了剧变。传统的、集中的、长期的雇佣关系正在被“中介化”“灵活化”“离散化”的劳动关系取代。这种新型的地位和关系背后，劳动时间以隐蔽的形式被无限延长，劳动价值难以计量。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分配关系的历史性和从属性，即由所有制和地位决定。在数字时代，这一基本原理以分配关系的“流量化”与“赢家通吃”的新形态呈现。

　　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的复杂调整必然导致经济基础的变革，即从单一同质的结构变革为动态交织的多层级复合体。数字时代，社会经济基础呈现传统经济基础和虚拟经济基础的共生与支配。虚拟经济基础依托、重组并赋能传统经济基础，进而主导整个经济基础的演进方向。此外，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催生了金融科技的爆炸式发展，导致“算法歧视”等生产关系的重要变化。而生产关系的调整必然反映在阶级阶层结构上，阶级或阶层结构出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外的新动向，矛盾也从“工时、工资”部分转移到隐私权、自主性等其他形式上，这也体现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剥削与控制形式的升级。

　　理解当代社会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变迁，必须立足于由平台、数据和算法构筑的经济大厦，这也正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保持其解释力的关键所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锋利的理论透镜，穿透“技术中立”的表象，就可以直抵其重塑社会权力关系、重塑阶级结构与利益格局的本质。

　　上层建筑的变革与“社会意识”的生成新机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的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或慢或快地”发生。因为上层建筑，尤其是思想层面的上层建筑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往往相对滞后，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同时也受上层建筑内部其他部分的影响。但在数字时代，上层建筑的变革进程因技术的中介而显著加速。最为典型的是上层建筑不再是简单被动地“反映”经济基础，而是在与技术、资本的复杂互动中能动地、先导地适应技术性重构。比如，面对一些网络舆论，政治决策过程不再是周期性的、相对封闭的，而是变成了一个近乎实时响应、高度透明的开放系统；面对人工智能与数据，法律体系不再是单纯地“反映”和“巩固”已有的生产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引导未来生产关系的走向。

　　同时，上层建筑在应变中也催生出了一套新的社会意识生产与再生产系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决定”，在数字时代被嵌入了一个由平台、算法和流量逻辑主导的技术性架构之中。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搜索引擎取代了传统报纸、电视，成为信息分发、公共讨论和文化生产的主战场。而且，思想、观念或文化产品只有经过平台化格式的改造并服从其流量分配逻辑，才可能获得广泛传播。文化生产被深度整合进数字经济的流水线中，受众被“产消者”化，主动参与了文化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不仅如此，社会意识的筛选与排序已被个性化推荐算法取代，过程中伴随着“过滤泡”“回音壁”效应。这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不再是简单“反映”，更有“高度定制化”“扭曲化”，其传播不再仅靠理性论述，更依赖情感动员、社群共振。我们感知到的“社会存在”，是算法为我们选择和呈现的外部世界，现代性意识困境也就此产生。

　　数字生产力作为根本决定力量的定位未变，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运动的中介机制已然实现了数字化革命，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且呈现复杂化趋势。所以，在这个日益复杂的技术社会，对社会意识的评判必须深入到技术架构的政治性分析层面。唯物史观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政治经济分析与技术哲学批判相结合的强大的剖析框架，为我们理解技术社会的内在张力与未来走向提供了关键的工具。

　　（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