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其国际传播不仅是文化产品的“走出去”，更是中国价值观念的跨文化对话。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等新媒介的兴起，非遗国际传播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然而，传播规模扩大的背后仍存在深层困境：一方面，由于语言转换、思维差异及语境缺失，非遗在跨文化传播中常面临“文化折扣”现象，深厚内涵被简化为猎奇符号，陷入“符号化”误读；另一方面，现有传播模式多停留在“器物展示”层面，缺乏能够引发国际受众深层共鸣的话语体系，导致“传而不通、通而不融”的话语隔阂。如何构建既能坚守文化主体性又能实现有效跨文化对话的创新表达范式，实现从“单向展示”向“对话共情”的转型，已成为提升非遗国际传播效能的紧迫课题。

　　非遗创新表达范式的逻辑理路。构建融通中外的非遗创新表达范式，首要任务是破解“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二元对立，确立非遗当代转化的内在逻辑。

　　其一，实现从“博物馆式封存”向“当代化转译”的观念跨越。非遗的生命力在于活态传承，创新表达范式的核心在于对非遗进行“活化转译”。这一转化需遵循“内核保持”与“形式创新”的双重原则：既保持文化基因的核心价值不变，又使表达形式与时代审美相适配。例如，“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不应仅被视作农耕文明的产物，更应被转译为“中正和谐的交际哲学”。这种哲学强调在“茶叙”中实现的平等交流与谦敬和解，可以为解决现代社会的族群冲突与沟通障碍提供基于中国智慧的冲突解决模型。

　　其二，构建价值共情的“情感接口”，寻求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层联结。融通中外，关键在于超越具体技艺的特殊性，找到中外话语的通约机制。应通过概念提炼，将具有地域局限的非遗符号，转化为人类共同关注的公共议题。例如，中国传统非遗中广泛存在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通过提炼“生态智慧”这一概念，可以将中国传统手工艺与全球范围内的“低碳生活”“可持续消费”趋势对接。这不仅展示了中国非遗的历史厚度，更彰显了中国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文化贡献。这种概念提炼，在中西文化之间搭建了精神纽带，使非遗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触达人类共同的情感与关切，为创新表达奠定价值基石。

　　非遗创新表达范式的现实构建。理论逻辑的确立为范式转型提供了指引，范式的落地则需在叙事、媒介与主体三个维度展开具体构建。

　　其一，叙事范式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生活。传统的非遗国际传播往往偏好宏大的历史叙事，易产生距离感与说教感。创新表达范式要求将视角下沉，通过微观个体的生命故事折射宏大文化图景。短视频博主“江寻千（九月）”关于学习打铁花的系列视频便是成功典范。她以第一视角记录跨越千里拜师、克服烈火灼烫的历程，最终绽放出“火树银花”。这种将非遗还原为“人”的叙事策略，将小众技艺转化为关于勇气与传承的动人故事，让非遗在烟火气中实现跨文化共情。微观叙事的核心在于将“文化”还原为“人”的故事，让技艺承载情感和温度。

　　其二，媒介范式从实体陈列转向数字具身交互。数字技术正在重构非遗传播的底层逻辑。数字化传播范式利用VR、AR等技术，构建虚实融合的数字文化场域，使非遗从玻璃柜中的静物转变为可触碰、可交互的“活态生命”。《黑神话：悟空》游戏精细还原陕北说书、千手观音、小西天悬塑等非遗元素，构建沉浸式的东方神话世界。这种数字化表达不仅可以消弭物理距离带来的文化隔膜，更通过“具身传播”让受众从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探索者。数字化传播重塑了受众与非遗的关系——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探索，这种具身认知更能建立深层文化认同。

　　其三，主体范式从单向输出转向多元共创。在传统范式下，传播主体多为官方机构或专业团体，呈现出“我讲你听”的单向度特征。构建融通中外的表达范式，需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形成共创传播新格局。例如，许多外籍博主通过体验中国非遗制作视频，以“他者”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建立“众包机制”，激励全球创作者参与内容生产，形成“去中心化”传播网络。这种多元主体的共创机制，有利于构建“主体间性”的对话关系，增强非遗表达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非遗创新表达范式的价值旨归。构建非遗创新表达范式，其终极目标不在于传播行为本身，而在于通过范式变革，重塑中国非遗在国际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增强话语影响力。

　　一方面，范式构建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赢得国际话语的定义权。长期以来，国际文化秩序由西方主导，中国非遗常处于“被凝视”“被解释”的被动境地，往往被贴上“神秘”与“落后”的标签。通过构建融通中外的表达范式，我们得以用中国概念阐释中国实践，将“他者凝视”转化为“主体表达”。例如，通过将中国非遗中的“工匠精神”与工业时代的“工匠文化”相对接，我们不仅输出了产品，更输出了关于“匠心”的中国定义，赋予了传统技艺以现代工业文明的伦理价值，显著提升了在国际工艺领域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范式构建旨在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促进全球文化多样性。非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创新表达的实质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过程。当我们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话语，清晰阐述非遗中蕴含的“道法自然”“厚德载物”等思想时，中国文化便不再是神秘的“他者”，而是为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精神异化等现代性挑战提供“另一种现代性”的参照。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非遗的创新表达更是向世界展现“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中国方案，将抽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实践。这种话语影响力的提升，将推动非遗从“走出去”迈向“融进去”，最终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确立中华文化的独特坐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厚的精神支撑。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中国“一带一路”语言生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