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译介是一个宏大的话题，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因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传播效果仍有待提升。

　　内容与方式：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

　　“译介”是什么？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看问题，译介至少包括如下含义。

　　在文本环节，它包括翻译和介绍两方面的内容；在行为环节，译者作为能动的人，担负着联系中外的作用。译者既要了解原文之真，又要了解异域读者的接受习惯和审美偏好，这决定了译者的翻译不会仅仅面对原文进行阐释而了事。此时的“译介”是译者在翻译岗位之上所承担的社会工作，译者以能动的中介者角色沟通中外，既要表现出翻译能力，又要具有沟通中外的能动性。

　　翻译终究要进入流通领域，要走向社会并获得异域社会认可，这就涉及传播效果的问题。在社会环节，要加强翻译基础之上的传播效果，此时的“译介”表现为各种媒介及其应发挥的作用，而恰当运用各种媒介，无疑将会超越个体译者的能力，例如做好出版、宣传、座谈、书展、影视、平台和社交媒介等方方面面的工作。

　　“译介”有内外之别。内部是与翻译活动紧密相关的行为；外部是与传播有关的行为。“译介”是翻译活动内部的，与翻译活动紧密相关，至于社会是否接受、多大程度上接受等传播效果方面的问题，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文本—行为—社会”三个环节是循环互补的关系，关乎文学翻译的内容与方式，跳出了传统“忠实”“对等”等思维的窠臼。

　　语境与意义：译者是忠实还是务实

　　文本意义存在于语境中，例如在传统译学的视野里，出自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的“烟花三月”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文本，但基于语境和翻译目标看问题，还应有文学、文化和功能等类型文本的分别。在文学语境中，翻译的目标在于追求文学性营造的氛围，所以不必对其中的“三月”求真，例如可译为flowery days；在文化语境中，翻译的目标在于追求文化之真，就必须说清楚阴历三月大致相当于阳历四月，可译为flowery April；在应用语境中，翻译的目标在于追求应用效果的最大化，所以此时的“三月”甚至可以扩大到包括春夏两季在内的整个烟花烂漫的季节，例如可译为flowery seasons/spring and summer。而且，当“烟花三月”以景点出现时需要以英语阐释，译出其内涵；但以地名出现时，又必须用汉语拼音表示，例如扬州的“烟花三月路”就是Yanhuasanyue Lu，这是国家地名规范规定的，其他如北京作为景点的“颐和园”是The Summer Palace，而作为地名出现时则表达为汉语拼音的Yiheyuan，二者道理相同。

　　再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写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句家喻户晓，但对于其中的“鹜”是什么鸟见解不一。在翻译课堂上，当然可以讨论“鹜”的翻译，从文本意义上讲，不能确定它的意义，便不能翻译，这是求真于原文真意之举。若在语境中审视，王勃为什么要写这只鸟？当然是为了表述动态和天地的辽阔。可以确定的是，作者并未着意凸显该鸟，既如此，就要从文本意义进入语境意义，求语境意义之真便是务实之举。所以，文本意义在此时就缩小了，将“鹜”译为普通的水鸟（waterbird）足矣。文学创作既有实指，也有虚用，这是常识。

　　译者生活在社会中，存在于活动的场域中，受到翻译目标的制约。译者操纵和把控着整个翻译过程。所以，需要将文学文本的译者置于活动的场域中进行考察，如此才可能有更多思维上的创新和方法上的更新，直至在社会效果上实现预期或超预期的效果。即使如“烟花三月”来自文学文本，但并非必须作为文学作品对待，翻译随翻译目标的变化而变化。传统意义上，翻译实践单方面执行的是“忠实”翻译原则，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兼“务实”是互动的关系。

　　翻译与目标：人类译者与AI

　　在AI高速发展的时代，首先要区分人类译者与AI最本质的不同。

　　简单地讲，AI做的是“翻译”，而人类译者做的是“活动”，鉴于AI没有社会性，自然没有社会性目标，而正是社会性才是人类译者与AI等翻译机器最本质的不同。换句话说，AI以忠实于原文为本，负责把原文变成译文，而人却能根据活动目标把控各方的需要并进行各种权衡。

　　人类译者面对的活动首先是翻译活动，翻译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在译文上所表现的超出原文意义的行为，像电影片名、商标品牌等一切务实型文本及其翻译就是明证。作为社会活动，翻译不是要比谁更忠实，而是比谁更能为特定的需要做出选择和调整。鉴于“翻译”和“翻译活动”存在不同，所以译者要做翻译活动场域中的文学人，在AI爆发的时代，更要加强人类译者的翻译教育。

　　坚持“忠实”，自然倾向于向原文靠拢。但是，单维的“忠实”解决不了人类在翻译活动中的所有问题，而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和“务实”概念作为实践的指南，就能够比较理想地解决相关的问题。

　　文学文本一般要保持文学性的完整，例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出现“广陵”和“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两个地名同指一地是作诗方法，也属于文学性的一部分，但对于异域的读者，在不共享同一个文化背景的前提下而照实将两个地名译出，势必会产生理解障碍。为此，笔者在几款AI软件上进行了验证，它们表现出了充分的语言性，而能动的人类译者，则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务实处理。

　　多数译者因具有交际意识，甚至会对两个地名进行合并处理，即保留一个地名，或广陵，或扬州，选择保留扬州的有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本、Rewi Alley译本、王守义和John Knoepfle译本、万昌盛和王间中译本、王大濂译本、Witter Bynner译本、David Hinton译本；选择保留广陵而舍弃扬州的有张炳星译本和John A. Turner译本。可见，更多的还是保留如今还在使用的地名——扬州。

　　人类译者能够注意“求真”和“务实”间的平衡，将目标因素作为制约这种平衡的关键因素，基于文本意义而又与翻译目标保持一致。

　　效果评价最重要的指标来自社会，与翻译活动希望达到的目标吻合。当我们在翻译目标的限定下做出简写本、青少年读本等不同的文学文本类型时，就难免会使原本的文学性大打折扣。将文学文本置于活动的场域中看问题，以文本类型作为基本的限定，在翻译目标、语境、过程等因素的作用下，由人类译者把控整个活动的场域，那么，目的决定手段，所有的手段将随着目标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翻译只要进入流通领域，就一定有务实的目标。当一味在翻译上忠实而在传播上难如所愿时，能否想一想，是不是固有的思维困住了自己的手脚？坚持“忠实”不能作为不传意的遁词，做翻译活动场域中的文学人，才会有更多思维上的创新和务实的举措。

　　（作者系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教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