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米深海下铺设的海底光缆，承载着每日的金融交易数据，正从商业基础设施蜕变为数字时代地缘博弈的“新边疆”；而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的背后，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的报文数据已经演变为大国实施金融制裁、重塑资金流向的“规则开关”。

　　从数据流动到支付清算，从货币锚定到规则制定，当前，经济工具正逐渐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工具，学术界亟须以战略眼光重新审视地缘经济这一重要课题。

　　筑牢国家安全和发展屏障

　　“地缘经济”是借鉴“地缘政治”传统概念提出的相对较新的研究范畴。近年来，西方学者推动的地缘经济学发展迅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廖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特点是在经济学原有理论基础上纳入国家权力的因素，这使其区别于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理论分析中纳入经济学因素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工具的内容、动机、影响等，一方面，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应对和反制这一情况；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使用合适的经济工具维护自身利益，塑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当前，地缘经济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谭小芬认为，全球化深度发展使各国经济相互嵌入。与此同时，经济相互依赖本身成为权力杠杆，制裁、脱钩、断供、长臂管辖等经济手段的威慑与实战效能显著上升。经济手段兼具强制性、隐蔽性和可逆性，既能实现战略目标，又可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因而成为大国竞争的首选工具。

　　地缘经济已从传统经济外交的附属领域，上升为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核心维度。谭小芬认为，在经济安全方面，外部需求波动、产业链外迁压力等，直接冲击宏观经济稳定与高质量发展根基。在科技安全方面，技术封锁已成为遏制我国发展的核心手段。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的出口管制与投资限制，旨在阻断我国技术跃迁路径，科技自主可控已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命题。在能源安全方面，能源贸易结算体系、运输通道安全、供应来源多元化均受制于大国地缘博弈，能源转型也成为绿色标准与规则竞争的焦点。在粮食安全方面，大豆等农产品进口集中度较高，国际粮价波动与贸易禁运风险可能直接传导至国内民生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夏广涛将地缘经济对我国发展的作用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通过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筑牢国家经济安全屏障，有效应对“脱钩断链”风险。其二，通过有序引导产业链跨境布局，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将产业优势转化为捍卫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反制权力。其三，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合作中破解围堵，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稳定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

　　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宏观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施康看来，一方面，要加快产业能级跃升。高效整合全球高端资本与技术要素，倒逼芯片、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加速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展新市场。深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全球南方市场，分散对欧美传统市场的过度依赖，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打开双循环纵深发展的新腹地。

　　掌握地缘经济发展主动权

　　如今，一份跨国商业合同到底要承受多少不可预测的风险？“经贸规则已沦为打压工具，企业面临的已不再是单纯的市场波动，而是国际治理失序的冲击。”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丁浩员向记者感慨道。

　　“企业必须依靠国家层面的制度型开放来破局。”在丁浩员看来，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正是破局之道。对内，在自贸区对接国际最高标准，倒逼企业练好合规内功；对外，把成熟公平的规则转化为共同认可的标准。由此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绑定，足以抬升强行脱钩的政治经济成本。而自贸区验证的数字贸易监管、绿色认证等经验，一旦转化为区域通行标准，中国就不仅是地缘经济新秩序的参与者，更是塑造者。

　　谭小芬从具体操作层面提出，一是以负面清单模式推动服务业与数字经济开放。在电信、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实施更精准的压力测试，通过“边境后”规则改革增强对高端要素的吸引力，形成深度融合格局，增加他国脱钩的成本与阻力。二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CPTPP等框架下，推动国有企业、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领域进行制度创新。三是构建多元化、区域化的制度伙伴关系。积极拓展中东、非洲、拉美的自贸区布局，形成“中心—节点—外围”的多层次网络，避免对单一市场或区域的过度依赖。

　　产业链供应链的跨境布局，是发展地缘经济的另一块“硬骨头”。如何在提升自主可控与深化国际合作之间找到平衡？廖凡认为，首先要合理布局区域国别，不同国家的政策变动都会带来风险，应尽可能去风险低的地区发展产业，对高风险地区则要有预案。其次要增强主导性，中国在全球产供链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主导力越来越强，应把主导力拓展到对外投资中，确保在关键环节具有自主力。最后要提升维护我国海外利益的能力，要与经贸合作国家的经济深度绑定，让当地企业、商会协会自觉维护我国经济利益。

　　如何进一步推动数字地缘经济健康向善发展？夏广涛勾画了未来三大布局方向。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要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充分利用央行数字货币技术优势，打破传统清算系统，建设企业级、市场化、多层次的跨境数字支付网络，有效应对金融制裁风险。在数据治理领域，要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构建数字合作伙伴关系网络。在金融货币体系和科技竞争领域，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健全宏观审慎框架应对资本异常流动，同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1+N”多元供应链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地缘经济学

　　受访学者认为，传统西方地缘经济理论受困于霸权主导的叙事框架，秉持零和竞争思维，将经贸、金融、产业链视作博弈工具，漠视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发展的合理诉求。

　　“十五五”时期，我国地缘经济研究与实践应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基，依托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中国地缘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主动跳出西方固有理论桎梏。施康认为，理论层面，应摒弃文明冲突等陈旧逻辑，以互利共生为核心范式，围绕互联互通、发展伙伴、发展安全协同打造本土话语，重塑地缘经济价值内核。实践层面，必须紧扣“十五五”高水平对外开放、产业链安全稳定相关部署，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载体，依托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亚投行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统筹发展权益、共同安全、文明互鉴与公平治理，走出尊重各国主权、不搞排他博弈的合作新路。

　　受访学者认为，我国地缘经济研究存在四方面短板，即概念界定模糊，常与经济地理、区域经济相混淆，尚未形成统一理论框架；科学研究方法使用不足，描述性定性研究居多，形式化建模和严谨因果识别的定量研究欠缺；应用价值有待提高，政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学科体系建设滞后，尚未形成独立完整的学科范式。

　　要在地缘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实现突破。夏广涛表示，应构建中国特色地缘经济学统一理论框架；强化定量分析，提升研究科学化水平；紧扣数字地缘、金融安全、产业链重构等前沿议题，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实现理论创新与政策实践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地缘经济学研究走向成熟的关键。谭小芬建议，应构建“竞争性相互依赖”框架，解释大国经济博弈的复杂动力；应发展“产业链权力”理论，将空间经济学、网络科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量化分析关键节点、替代弹性与战略脆弱性；应提炼“发展型地缘经济”概念，将共建“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基础设施联通等实践上升为区别于传统“霸权稳定论”的系统性理论叙事。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上，要形成既能解释中国实践，又能回应全球治理难题的学术话语体系。

　　丁浩员提醒研究者要认清“新旧之变”，研究对象从“向西看”转向全球南方，立场从仰视转为平视；研究思路从普遍性转向一国一策的精细化分析；研究工具要警惕AI效率极大提升，但真伪难辨。同时，既要跑国内出海企业，也要深入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在地研究，还要到国际组织参与规则磋商。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