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明确提出“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此背景下，提升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效能，既是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定市场预期的现实需要，也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重要支撑。

　　政策合力初步显现

　　今年以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协同发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的放大效应逐步显现：1—6月，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过17万亿元，同比增长4.6%；两项促消费政策惠及居民消费约1.31万亿元、9900万人次，四项促投资政策惠及民间投资超1.24万亿元。同时也要看到，内需恢复的基础仍需巩固。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5.7%。财政支出总体保持增长，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0.6%，但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下降16.4%，部分地区项目资本金、配套资金和支出进度仍有压力。消费和投资数据的结构分化说明，财政资金、货币政策工具与金融机构产品之间还需进一步加强项目衔接、信息共享、风险分担和绩效评价，切实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当前，扩大内需在稳增长全局中的分量凸显。财政金融协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财政扩支与信贷扩张的机械叠加，而应形成目标一致、工具互补、传导顺畅、风险可控的政策闭环。财政部门重在建机制、出资金，货币政策重在保持适宜的流动性和融资环境，金融机构重在识别需求、定价风险、提供专业服务，产业主管部门重在提供项目和消费场景。只有把支持对象、政策标准、办理流程和绩效目标统筹起来，才能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和金融资源的放大作用，把政策协同效能转化为内需持续扩大的实际成效。

　　优化供给增强能力

　　提升促消费效能

　　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当前，商品消费增长态势仍较温和，而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0%，表明服务消费、新型消费仍有较大拓展空间。提升财政金融协同促消费效能，关键在于把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扩大优质供给结合起来，把降低融资成本与改善消费环境结合起来。

　　财政政策要在增强消费能力、优化消费供给上加力提效。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和申领流程，推动政策红利更加顺畅地直达消费者；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体育等重点领域，完善财政奖补、政府购买服务等制度安排，支持服务消费基础设施和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对中低收入群体，可更多运用转移支付、就业支持和基本公共服务增强其消费能力；对多层次消费需求，则应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清理不合理限制、培育新场景等方式，实现分类施策、供需适配。

　　货币政策和金融工具要在降低消费成本、改善消费条件上精准发力。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合理增加消费信贷投放，优化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用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发挥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作用，推动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服务消费供给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支持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智能消费以及首发经济、银发经济等新增长点，探索消费信贷、保险保障、融资担保与财政贴息联动，降低居民合理消费的融资成本和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运营成本。

　　进一步提升促消费协同效能，要在执行机制上做实“政策直达”。一是统一支持目录、认定标准和数据口径，推动必要信息共享，减少重复申报和多头审核。二是优化贴息结算和风险分担机制，在依法合规、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下，探索银行先行识别、财政据实结算，让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和经营主体更便捷地享受政策。三是完善绩效评价，更加关注新增消费、服务供给、就业带动和财政资金的撬动效果，及时纠正资金空转、套利和支持对象错配。由此形成“财政引导—金融放大—供给优化—需求释放”的良性循环。

　　强化政策协同提升投资效能

　　投资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化供给结构、塑造发展动能的关键变量。提升财政金融协同促投资效能，重在发挥政府的投资引导带动作用，改善民间投资预期和回报机制，推动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聚。

　　一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推动政府投资早落地、早见效。下半年要用好用足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聚焦“两重”建设、“六张网”规划和重大民生项目，加快项目审核、资金拨付和开工建设，推动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兜牢基层“三保”底线，避免项目建设挤占基本民生保障投入；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资本金撬动作用，通过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等方式带动更多金融资金和社会资本跟进。

　　二要推动财政工具与金融工具接力配合，畅通投资扩张传导链条。用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和设备更新贷款贴息等政策，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民营企业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衔接，切实降低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新项目投资的融资门槛与成本。引导政策性金融、商业银行信贷、债券市场、政府投资基金等多元主体分阶段接力支持，鼓励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为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三要以政策协同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增强投资增长的内生动力。围绕“人工智能+”、智能经济新形态和“六张网”等重点方向，建立常态化项目推介和政银企对接机制，完善财政奖补、政府采购、融资担保、信贷和债券融资相结合的政策安排。对具有稳定现金流的项目，重点提高融资可得性和期限匹配度；对外部性强、短期收益不足的项目，通过贴息、担保和风险补偿合理分担风险。还要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稳定政策预期和市场预期，让各类经营主体敢投、愿投、能投。

　　财政建机制、出资金，金融拓渠道、优服务，产业部门供项目、创场景，各方协同贯通、同向发力，才能充分释放扩内需政策效能。下一步，应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为指引，更加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既加快存量政策落地见效，也根据经济运行变化及时优化增量政策；既发挥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源的乘数效应，也守住各类风险底线。随着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内需潜力将进一步释放，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基础将更加牢固。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