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强化政策同向发力、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鲜明信号。在“十五五”开局的关键阶段，需兼顾短期稳增长与长期强根基，既要通过精准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稳住经济运行态势、激活市场内生活力，也要以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破除发展瓶颈、培育增长新动能，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以精准逆周期调节

　　夯实经济回升基本盘

　　当前我国供强需弱、内生动力不足的挑战依然存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共同组成“双宽”政策组合，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思路从“稳”向“进”转变。“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体现了宏观经济治理从“单兵突进”转向“系统集成”，宏观政策进入存量加速落地与增量适时出台的共振窗口期。

　　财政政策重在提质增效，以存量落地与增量储备双轮驱动扩大有效需求。2026年统筹安排的广义财政资金达11.89万亿元，为扩大有效投资提供了充足保障。但当前仍存在资金沉淀、项目落地偏慢的问题，要落实“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的要求。一方面，要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资金拨付，推动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重点投向基础设施、产业升级领域。另一方面，对债务压力较大的欠发达地区，可适当提高国债配套支持比例，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通过投资带动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从源头缓解需求不足的矛盾。此外，要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重，以人力资本积累支撑长期增长潜能，同时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确保财政资金精准覆盖民生刚需。

　　货币政策重在适度宽松，以充裕的流动性和低位融资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核心是强化稳增长的政策支撑。因此，按照“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的要求，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顺应经济恢复节奏，灵活运用降准、降息、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多种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持续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二是放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效能，聚焦科技创新、提振消费、小微企业、稳定外贸等重点领域精准赋能，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五篇大文章”走深走实。三是打通货币政策传导的堵点，让充裕的流动性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的“活水”。

　　要实现逆周期调节效能最大化，关键在于推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深度联动。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为构建财政出题、金融答题的联动机制指明了方向。货币政策要坚守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原则，主动顺应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节奏，与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同时，还要进一步强化与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打好政策“组合拳”，既充分挖掘存量政策效能，又及时谋划储备增量政策，推动政策传导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衔接畅通，稳固经济回升态势，统筹实现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多重目标。

　　以纵深结构性改革

　　激活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如果说逆周期调节是“治标”之策，纵深结构性改革就是“治本”之道。短期宏观调控能够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而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向好的根本支撑，在于破除体制机制堵点、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立足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持续释放制度、创新、市场、开放的多重红利，推动发展质效与总量规模实现同步提升。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内卷式”竞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破解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低效竞争问题的重要举措。当前，部分领域还存在区域壁垒、要素流动不畅、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不仅造成市场交易成本增加，更导致企业陷入内卷困境。一方面，要持续降低交易成本。显性成本方面，继续做好撤并冗余公路收费站、降低通行费、提高物流效率、整顿涉嫌违规收费等工作。隐性成本方面，加大力度正风肃纪，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打造“办事不用求人、用权不图好处”的亲清政商环境。推动人才、资本、土地、数据、能源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另一方面，要引导产品实现差异化生产，构建“以需定供”的良性市场格局。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加快国际先进标准向国内转化，引导企业走差异化、品牌化发展道路，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以高质量供给适配和创造新需求，从根源上摆脱内卷式发展困境。

　　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塑产业创新生态。会议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不仅是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也倒逼生产关系层面的要素配置规则、产权制度、市场机制同步革新。当前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已达2.8%，但基础研究占比仅7.08%，新旧动能转换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一是分类推进创新体系建设，对“从0到1”的原始创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牵头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对“从1到N”的技术迭代，充分激发企业主体活力，重点支持中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二是通过“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各产业，以生产力突破牵引生产关系重构，打通要素壁垒、完善数据产权，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三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坚持工科与文科协同并重，既提升核心技术攻关能力，也厚植制度创新、文化软实力，实现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

　　推进对外开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近年来，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一般贸易占比大幅提升，完整工业体系、产业集聚形成规模优势，但服务贸易长期存在逆差。一是推动工业品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和农产品进口来源地多元化，积极开拓金砖国家、拉美地区等新兴市场，同时加快布局农产品进口来源地多元化，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二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支持“双一流”高校发展收费型留学和联合培养项目，优化入境签证、国际航线及多语种服务，提升航运保险能力，推动中医药诊疗、康养和培训走向海外。三是加快利用外资模式转型，聚焦环境友好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推行“产业链招商”“场景招商”，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应用场景吸引高质量外资。四是增强区域经贸规则塑造力，同步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统筹外事、法律、金融等服务资源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向“更高标准的自贸区”升级，差异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陆上丝绸之路深化同俄罗斯远东和中亚国家的能源、农业、跨境运输合作，海上丝绸之路加快同海湾和北非国家的自贸区建设，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区域经贸合作升级，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作者系辽宁大学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