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随着我国居民需求由商品消费为主加快转向商品与服务消费并重，不同年龄、收入和家庭结构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日益分化，提振消费也需要从一般性的需求刺激转向更加精准的家庭支持。家庭是就业、收入、储蓄、消费和负债决策的基本单元，提振消费必须更加重视家庭这一支点，把稳就业、促增收、强保障、减负担和优供给结合起来，推动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

　　家庭消费的新变化

　　当前，我国消费呈现总量增长承压与结构加快转换并存的特点。2026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87万亿元，同比增长1.3%，消费基本盘仍有韧性，但恢复基础尚不稳固。在总量增速有所放缓的同时，消费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2026年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1.1%的增速。文旅、体育、健康、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正在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动力。居民消费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分级消费和选择性升级。人们对一般商品更加重视价格与品质的平衡，但对健康、兴趣类、文化和体验型服务，仍有较强支付意愿，品质消费和新型消费仍具有韧性。

　　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同样值得重视。青年家庭主要受就业、租房和婚育成本约束，育儿家庭面临住房、托育和教育等长期支出，老年家庭的医疗、康养、适老化改造和文旅需求不断增长；中等收入家庭更加关注资产价值和未来收入，低收入家庭主要受基本消费能力制约。城乡消费也呈梯度释放态势，2026年上半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5%，高于城镇1.2%的增速，县域和农村市场仍有较大潜力。

　　从家庭决策机制看提振消费着力点

　　居民消费行为是家庭跨期优化决策的结果，既受制于当期可支配收入，更内生于家庭对长期收支、风险前景的预期。就业与收入水平决定家庭消费能力，社会保障完善程度决定家庭消费意愿，资产负债结构约束家庭消费空间，商品服务供给体系决定潜在需求能否有效转化为实际消费。

　　工资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就业稳定性和收入增长预期直接影响家庭支出安排。收入不确定性上升，不仅会压缩当期消费，还会促使家庭增加预防性储蓄。住房对消费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住房是多数城镇家庭最重要的资产，资产价值预期变化会影响居民的财富感受和消费信心；另一方面，住房按揭贷款会形成现金流压力，挤占日常商品和服务消费预算。因此，稳定房地产市场直接关系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和居民消费倾向改善。此外，当前消费市场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供需错配。当前，普惠托育、养老照护、家政、健康和文旅等需求持续增加，但部分领域供给仍存在短板，致使一些潜在需求未能转化为现实消费。可见，提振消费不能只依靠单一政策，而需要同时从增强家庭消费能力、缓解家庭后顾之忧和改善消费供给三个方面着手。

　　增强家庭消费能力

　　稳定就业是提振消费的基础。应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支持力度，完善职业培训和公共就业服务，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健全企业薪酬调查和工资增长指引机制，完善技能人才工资形成机制，促进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

　　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行动，统筹增加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针对财产性收入增长偏弱，应提高资本市场投资回报的稳定性，鼓励上市公司持续分红，发展规范稳健的普惠理财，依法盘活城乡闲置资产。加大对技术工人、新业态从业者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提高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能够形成更直接的扩消费效果。应健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分层分类救助制度，加大对低收入家庭、农村困难家庭和失业人员的就业帮扶与转移支付。短期内可将现金补贴与定向服务消费补贴结合起来，既保障基本生活支出，也适当支持文化、体育等发展型消费。

　　个人所得税制度也应更加充分地考虑家庭实际负担。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支出变化，适当提高子女教育、婴幼儿照护和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研究增加普惠托育、居家养老照护等扣除项目，对青年、新市民和多子女家庭给予更有针对性的阶段性支持。

　　缓解家庭消费后顾之忧

　　提振消费不仅要增加当期收入，还要增强家庭对未来的安全感。应持续完善养老、医疗和社会救助制度，扩大门诊共济保障范围，降低大病和慢性病家庭自付比例，完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发展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降低疾病冲击对家庭消费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加快扩大“一老一小”普惠服务供给。完善普惠托育机构运营补贴和育儿支持政策，增加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发展社区养老驿站、家庭养老床位和居家上门服务，支持适老化改造。公共保障和市场供给相互配合，既能减轻家庭照护负担，也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

　　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家庭资产预期。应合理优化存量房贷政策，降低偿债支出对教育、文旅、健康等消费的挤出。可以适当放宽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允许纳税家庭从实际承担的住房贷款中享受扣除，并适当提高扣除标准。这既能支持刚性和合理改善性住房需求，也有利于减轻家庭实际负担、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

　　此外，要加强预付式消费监管，规范网络平台自动续费、默认勾选和不合理退订行为，完善跨区域售后服务和消费纠纷处理机制。服务消费具有先付款、后履约的特点，只有降低资金安全和服务质量风险，居民才愿意为服务和体验付费。

　　减少消费摩擦

　　服务消费是下一阶段扩大消费的重要空间。应围绕文旅、体育、演艺、家政、康养、托育等领域增加优质供给，完善服务标准、信用评价和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不同家庭实行差异化供给：为青年家庭提供更多文娱、体育、户外和短途旅游产品，为育儿家庭增加托育和亲子服务，为老年家庭发展适老商品、康养服务和老年文旅，为农村家庭完善县乡商业、物流和便民服务。

　　加快培育“人工智能+消费”、绿色消费和银发消费，支持智能家居、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和家用医疗设备推广。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将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户外装备等纳入地方自主支持范围，打通回收、拆解和换新链条。适当增加社区养老托育、便民生活圈、县域商业和文旅设施投资，推动公共投资更多向消费型、民生型基础设施延伸。

　　提振消费还要破除不必要的制度性壁垒。部分消费潜力没有释放，并非缺少需求，而是因为人员流动、空间开放和时间安排受到过多约束。高校、科研院所、体育场馆等公共资源应在安全有序的前提下提高开放水平，推动发展体育赛事、文化活动、研学服务和校园文创，把公共资源转化为服务供给和消费场景。同时，应推动带薪年休假落实，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休假，以更多休闲时间释放消费潜力。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