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处于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增长动力、供需关系和市场预期呈现新特征;国际经济增长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运行新特征对宏观调控提出更高要求。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应更加注重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在动态平衡中增强循环能力和发展韧性。
经济运行的新特征与新要求
2026年上半年,面对国际环境深刻调整和国内发展阶段加快转换,我国经济总体平稳运行,主要矛盾从总量波动转向结构优化,从周期性调整转向供需动态平衡。供给侧方面,增长动力深刻转换。科技创新推动生产组织方式、产业结构和产品形态不断演进,供给体系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需求侧方面,需求恢复相对滞后仍是重要约束。供强需弱特征明显,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配能力有待提升。
经济运行新特征,要求宏观调控坚持供需协同,促进高水平动态平衡,切实推动经济向新向优。首先,统筹供需动态平衡是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循环的一体两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供给体系决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需求决定经济循环顺畅程度。“供强需弱”的本质是供给升级与需求恢复的阶段性和结构性错位。同时,国际经贸环境复杂严峻,推动供需平衡需在畅通内循环的基础上坚持高水平开放,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空间,为供需平衡提供有利外部条件。其次,供需平衡是一个动态过程,需适应新旧生产力衔接变化。伴随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消费结构演进,供需关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宏观调控不能简单追求短期均衡,而应更加注重通过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政策组合,引导供需结构不断优化,在动态中保持总体平衡。
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夯实经济发展基础
以新质生产力培育为引领,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结构优化,夯实供给质量和发展基础,这是决定经济质量和效率的根本,也是扩大内需的坚实基础。供给侧工作重点是培育新质生产力,保障新旧生产力衔接,在供给质量提升中创造新需求、拓展新市场空间。
一是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科技创新不仅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也可以催生新产业、新产品和新消费场景,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需求扩张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应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提升供给质量和创新能力。
二是保障新旧生产力顺畅衔接,加快形成现代产业发展新格局。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接续转换、协同演进。一方面,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另一方面,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绿色技术赋能传统制造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实现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确保动能平稳转换。
三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现代化产业体系承担资源配置、创新扩散和风险分散功能。产业链越完整、创新链越畅通、供应链越稳定,技术成果越易产业化,供给体系也越具持续创造需求的能力。当前,应坚持系统观念,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供给体系由局部突破向体系优化、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为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产业支撑。
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推进经济循环畅通
扩大内需应针对内需不足的具体成因,着重完善需求形成机制,更加注重“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相结合,增强消费能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终端需求支撑。
一是坚持“投资于人”,增强消费能力,夯实扩大内需的长期基础。要持续加大教育、医疗、养老、就业、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等领域投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稳定就业预期,增强消费信心,推动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
二是引导市场主体自主性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投资仍是内需的重要支撑。未来,应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现代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现代能源体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建设,引导资本更多投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等领域,促进投资与产业升级相互支撑。
三是推动消费与投资良性互动,加快完善需求形成机制。注重消费与投资协同,实现“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有机结合,促进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与有效投资扩张良性互动,形成消费牵引投资、投资创造需求、供需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为供给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需求支撑。
以高水平开放拓展供需动态平衡发展空间
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累积,对我国经济造成影响。需以高水平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推动双循环畅通,为供需平衡提供条件。
一是稳定外部循环,持续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经贸格局调整,应完善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支持外贸企业稳定订单、开拓市场,增强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提升出口竞争力和贸易效益。同时,以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全球优质资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资长期信心,为促进国内外市场高效联通,提供坚实外部支撑。
二是优化开放布局,不断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当前,国际竞争体现为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之争,国际合作布局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链安全,也影响供需平衡能力。应坚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贸合作,形成多元稳定的国际市场体系,增强外贸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同时,加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国内产业与全球创新网络深度融合,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拓展市场,为产业体系建设创造有利外部环境。
三是提升开放质量,以制度型开放增强发展新优势。对外开放正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拓展。应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扩大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国际合作,推动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能力。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新旧生产力衔接的关键阶段,宏观调控逻辑和方向不断调整。供给升级、需求扩张和高水平开放共同服务于供需动态平衡主线,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未来,应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需动态平衡为引领,以供给升级夯实发展基础,以需求扩容畅通经济循环,以高水平开放拓展发展空间。三者协同发力,提高经济质量、效率和韧性,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