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肯定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碳达峰攻坚的关键阶段，因此要持续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校准转型战略，依托绿色科技创新打通生态产业化路径，依托制度型开放参与重塑全球绿色规则，依托绿色金融完善生态价值市场化机制。三大板块协同发力，既能确保我国平稳如期完成碳达峰目标、纵深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也有助于我国走出一条增长与降碳协同共进的绿色转型道路，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治理方案与理论经验。

　　重塑绿色低碳发展的治理机制

　　当前，绿色转型已嵌入我国“十五五”规划，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从专项部门政策升级为全局性制度安排，并形成碳排放双控的整套考核、约束、激励体系，其本质是在重塑绿色低碳发展的治理机制。

　　第一，碳排放双控制度全面落地，重构地方政绩评价体系。2026年是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的元年，“十五五”规划设定了硬性减排指标，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下降17%，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碳排放降幅超17%。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连续出台顶层考核文件，自2026年起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构建“立规—监督—考核”闭环约束。制度设计核心是扭转单一GDP考核导向，将碳汇保有量、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低碳产业发展纳入干部考核，从制度层面杜绝以生态透支换取短期经济增量。

　　第二，碳达峰攻坚全面提速，确立产业转型取舍标准。一是全面铺开高耗能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碳达峰进度与干部任用直接挂钩；二是为项目审批、区域开发、产能调整提供清晰的碳标尺，高耗高排、破坏生态的落后产能限期退出；三是依托可再生能源、生态碳汇、绿色农林文旅的低碳产业优先扶持，实现淘汰高碳产能存量、培育绿色增量双向发力。

　　第三，宏观政策多维协同，兼顾降碳、发展与民生。我国坚持将绿色转型与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债务风险化解深度联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配套支持绿色产业。我国还通过生态补偿、碳汇收益分红、绿色就业扩容，让生态保护红利惠及群众，避免单一降碳指标挤压民生空间，推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协同推进科技攻关与规则博弈

　　当前，绿色低碳发展的瓶颈聚焦两大核心，分别是绿色技术自主化和全球绿色规则话语权。相比以往，这无疑为我国绿色发展锚定了新的坐标。

　　从绿色科技创新层面看，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链条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但前沿脱碳技术仍存短板，低碳氢能、新型储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钢铁水泥高温低碳替代技术尚未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工业领域作为碳排放主力，深度减排难度持续加大。由此，绿色低碳转型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突破高碳行业减排技术瓶颈，守住生态环境“底线”；另一方面，研发碳汇核算、生态资源产业化、光伏治沙等转化技术，推动森林、湿地、山地等生态资源转化为可交易碳资产、可持续绿色产业收益。此外，依托国内庞大市场形成需求牵引，加速清洁技术迭代，同步完成“护绿”与“增值”双重目标。

　　从国际规则博弈层面看，发达国家持续将碳核算、产品碳足迹标准工具化、贸易壁垒化。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于2026年全面落地，对我国出口产品设置歧视性碳排放基准值。西方整套气候规则仍根植“先污染后补偿”的旧范式，而中国的绿色发展正在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新方案，证明发展中国家可同步推进经济增长、生态保护与低碳转型。此外，我国在参与全球碳市场、绿色贸易、碳核算规则制定时，主张兼顾各国发展阶段与差异化减排责任，着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此外，为统筹绿色低碳转型与能源安全，我国将“先立后破”确立为核心原则，其底层逻辑源自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先立”夯实绿色发展物质与制度根基。我国持续扩大可再生能源装机，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六成，筑牢非化石能源供给底盘；完善碳排放双控考核、碳市场交易、生态价值核算制度；持续攻关绿色低碳核心技术。三者共同搭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载体，是生态可持续、经济稳增长的前置保障。“后破”有序淘汰落后高碳产能，退出节奏、力度与绿色替代能力相匹配。简单一刀切关停高碳产业会割裂生态与经济平衡，唯有先建成替代产能、打通生态增收渠道，再逐步淘汰粗放发展模式，才能平稳缓解转型阵痛，守住经济基本盘与民生底线。“先立后破”属于渐进式增量改革，我国须依托现有发展基础培育绿色新动能，以增量变革重塑存量发展路径，不断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完善绿色经济的价值转化通道

　　绿色经济的长效发展离不开绿色金融体系的配套支撑。当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1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我国央行持续拓宽碳减排支持工具覆盖范围，将工业节能改造、能源绿色转型、生态修复等减碳项目全部纳入支持范畴，“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将绿色金融全面纳入国家战略体系。面向碳达峰攻坚期，我国的绿色金融制度创新可聚焦三大方向。

　　一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精准赋能绿色产业。拓宽低碳企业股权融资渠道，发展绿色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碳资产证券化产品，让碳汇、生态经营权等无形生态权益实现资本化融资，盘活存量生态资源。

　　二是统一绿色要素市场规则。规范碳核算、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发挥碳价长期引导投资的信号作用，构建“护绿有奖、减碳增收”市场化激励机制。当前，我国各地开展的生态产品交易、碳汇拍卖等均做出了有益探索。

　　三是强化财政、金融、环境政策协同联动。将企业碳绩效、生态保护贡献作为财政贴息、信贷优惠、税收减免的核心评价指标，依靠政策杠杆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主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完善我国气候投融资体系，为绿色发展提供长期稳定资金保障。

　　（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