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以西方经验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在解释力、包容性与实践效能上日益暴露出系统性局限，难以适应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与非西方世界的普遍诉求。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深度参与并积极引领全球治理变革。2026年6月，《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开创性理念与方案。因此，加快构建植根于中国实践、融汇中华智慧、面向人类未来的全球治理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理论需要，更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战略必然。

　　西方全球治理

　　知识体系的历史演进

　　全球治理的现代形态与知识谱系主要由西方学术界塑造和主导。随着历史情境与国际格局的变迁，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形成了多流派竞争与迭宕演进的思想图谱，其内在逻辑深刻影响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制度的创设与运作。

　　西方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核心围绕“如何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实现秩序与合作”这一经典命题展开，其理论供给主要呈现为功能主义、权力政治、规范建构、宏观结构四个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的解释路径，共同构成了一个看似自洽的分析框架。二战结束至冷战终结，可视为西方全球治理理论创立、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关理论研究侧重于国际组织、国际法的功能与设计，具有显著的“自由制度主义”色彩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乐观预期。冷战的结束一度被西方政客和部分学者视为“历史的终结”。在这种意识形态层面乐观主义的氛围下，西方全球治理的理论视野迅速扩展至环境、人权、良政等非传统领域，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理论想象。然而，这一理论扩张期亦埋下了危机的种子：治理议程的泛化及理想化，与实际执行能力、大国政治意愿之间的裂缝日益扩大。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缺陷与不公。此后，西方世界内部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浪潮迭起。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意识觉醒，对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强烈的改革诉求。在此背景下，西方传统理论在解释“逆全球化”“大国战略竞争”“治理碎片化”等新现实时，愈发显得力不从心，陷入了深刻的范式危机。

　　西方全球治理

　　知识体系的内生缺陷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并非偶然，其深层症结在于支撑现行体系的西方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存在系统性缺陷。

　　首先，价值预设具有伪普遍性与文明优越感。该体系将源于特定地域历史的制度模式与价值观包装为“普世”标准，导致治理议程常沦为推行单一价值观、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忽视了世界文明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侵蚀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与道德共识，这是制造隔阂与对立的根源。

　　其次，方法论上的“国家中心主义”与权力政治逻辑，在国际社会催生了严重的民主赤字。尽管西方全球治理理论在后期纳入了非国家行为体，但其核心仍围绕大国博弈与权力平衡展开，这直接造成了治理机构中“大国特权”的固化与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缺失的结构性不公。

　　最后，实践导向的“技术治理”偏向，掩盖了深层的政治经济不平等，加剧了发展与安全赤字。该体系倾向于将治理简化为技术性、市场化的方案，却回避资源分配、结构性不公等核心政治问题。这种“工具理性至上”、逃避公平正义的倾向，使得治理方案往往浮于表面，难以触及贫困、不平等、系统性风险等根源性挑战。

　　构建中国全球治理自主

　　知识体系的现实路径

　　构建中国全球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是破解“四大赤字”、回应时代之问的理论与实践必需。

　　其一，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遵循与理论内核。构建中国全球治理自主知识体系，须将习近平外交思想置于核心地位，进行系统性、学理性的深度阐释。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总目标，研究如何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石，超越文明隔阂；如何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路径，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治理安排；如何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战略支柱，系统破解“四大赤字”。特别是深入阐释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理念，据此构建一个逻辑自洽、层次分明的理论框架。

　　其二，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法，融通既有理论与实践资源。一方面，研究者需自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理论创新，进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关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奠定理论的文明根基。另一方面，研究者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系统总结中国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如何在开放中维护经济主权等具体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与理论，将“中国之治”的密码转化为可理解、可借鉴的全球治理知识。

　　其三，聚焦标识性概念与范式创新，夯实学术话语根基。除了深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概念外，还需从中国外交实践中凝练“发展导向的治理”“互联互通”等创新表述，并赋予其严谨的学术内涵，使其成为分析全球治理事务的有效工具。此外，还宜大力推动研究范式与方法创新，从中国与世界长期的历史互动中探寻治理智慧与规律，发展“关系性”与“过程性”理论，超越西方原子化、对抗性思维；加强计算政治学、区域国别学等交叉学科建设，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方法，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预见性。

　　其四，强化学科建设与成果的传播转化，提升学术影响力与塑造力。在强化全球治理研究方向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体现中国视角的权威教材与读本，系统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立场的研究人才，为知识体系传承发展提供建制保障；实施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围绕人工智能治理、数字鸿沟、债务可持续等前沿议题，组织跨学科团队开展长期、纵深研究，形成既能服务国家决策又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创新国际传播与话语转化策略，用扎实的案例、严谨的逻辑和共情的叙事，向世界说明中国倡议的共赢逻辑与实践成效。同时，积极主办和参与高层次全球治理论坛，推动优秀成果外译出版，在平等对话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逐步提升学术影响力与塑造力。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