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态度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持一种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典型，从研究对象、创作方法和科学性质这三个方面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彰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向度。

　　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

　　研究对象的历史批判

　　作为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就是一切经济事实。所谓经济事实，即经济领域和经济范畴内的观念，它是由抽象的经济范畴所建构的。在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那里，经济事实所表征的是一种在一系列经济关系中展开的社会生活。所谓经济关系，即在经济范畴中所展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感性社会关系的范畴抽象和经济学表达，并且这种关系的表达和显现不能脱离经济范畴。也就是说，现实的具有感性生命的个人，倘若不被置入无人身的经济范畴中去，就无法构成经济关系，政治经济学也就失去了其研究的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把对观念的研究径直看成对人的现实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的研究，然后以“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遮蔽人与人的感性社会关系。

　　与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立足于经济事实，将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足于感性的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实践，将生产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由经济范畴所构筑的理性经济关系，其实不过是人的感性生产关系的范畴抽象，只是感性生产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和观念上的表达，而不是相反。经济关系毋宁说只是一种在经济范畴的规定中被把握的生产关系。就存在论性质而言，生产关系是一种第一性的东西，而经济关系则是一种第二性的东西。经济范畴的抽象性、永恒性和非时间性特征表明，由经济范畴所构筑的经济关系是一种非现实的、永恒的和非历史的关系。与源自抽象理性的经济关系的非历史性不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即生产关系，是由同现实的自然进行感性交往的，从事感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历史地生产出来的。这种关系的历史生产本身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头脑风暴式的理性活动，而是一种改变自然和人自身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它表明这一关系的感性现实性和历史生成性。

　　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

　　创作方法的历史批判

　　研究对象的不同，直接导致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在创作方法上的分野。由于不去追问和说明产生经济关系的感性历史运动，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运用范畴抽象方法对现实关系进行理论描述，所抽象掉的正是现实关系所本有的非理性的历史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中是无历史可言的，“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这种脱离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将经济关系视为一种独立关系，并将经济规律视为一种永恒规律的做法，毋宁说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想。

　　与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抽象方法不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作方法是历史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是一种与感性时间无关的纯粹理性的观念运动，历史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也不应从与感性时间无关的纯粹观念范畴的理性中去寻找，而应从作为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的感性的人的经济活动（即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求。在一定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感性的人与人之间建立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感性关系一旦确立，就变身为规范和支配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人们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关系也会发生改变。当社会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发展不协调时，这种社会关系会促使感性的人“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感性的社会历史运动创造出来的。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一对象非理性的历史起源、历史演变和历史形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意涵；始终根据这一对象的历史性来探究和考察不同社会历史形态（以及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经济形式，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范畴抽象方法非历史性的批判，马克思表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就批判性而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形态的批判是一种历史批判，它既是对感性社会中现实的政治经济历史过程的批判，又是对奠基于这种感性社会的现实政治经济历史过程之上的意识形态观念的批判，同时还是对这一意识形态观念的形而上学性质的批判。就革命性而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不仅是一条经济学规律，更是一条历史规律，因为他对这一规律的理解是从构成经济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入手的，他对这一规律的把握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和“必然灭亡”的方面进行的。

　　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

　　科学性质的历史批判

　　囿于研究对象和创作方法的限制，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遭到了马克思的质疑和批判。由于将经济范畴视为一种“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而不是将其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所谓的“科学实证性”毋宁说只是一种抽象的实证性和观念的实证性。这一抽象的和观念的实证性暴露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在理论本质上的无批判性。如上文所述，经济范畴同构成这一范畴的对抗是分不开的。构成经济范畴的这一对抗，不是一种抽象的理性逻辑的矛盾和对抗，而是一种现实的感性活动的矛盾和对抗，它并非源自抽象的理性逻辑运动，而是源自现实的感性历史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与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无批判的、抽象的实证科学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门批判的、革命的历史科学。

　　就这一门科学的批判性而言，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用一种先验的方式在其理性的“头脑里寻找科学”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离开了思辨的哲学基地“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阐述了一种“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就这一门科学的革命性而言，与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运用范畴抽象的方法诉诸经济理性以寻求一种万能的“科学公式”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从一种先验的公式中非批判地导引出来的，而是从对感性“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导引出来的。因为感性的历史运动本身既包含一系列感性冲突、矛盾和对抗，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一冲突、矛盾和对抗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说，这种感性的历史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批判的和“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亦即革命的运动）。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中包含的批判因素和革命因素均不是来自纯粹理性头脑的先验构想，而是“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谓是一门真正的历史科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叙事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5BZX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