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锁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把异化劳动理解为这种本质力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表达。这一思想为马克思后来的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但是，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思想，不能止步于异化劳动、对象化、人的类本质等哲学范畴。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劳动不再表现为纯思辨的哲学命题，而是被置于现实生产、人体机能、物质变换和社会形式的综合之中。马克思劳动思想的深化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科学的经验知识，尤其离不开生理学关于人体机能的阐释。

　　自然科学基础并非后人强加于马克思劳动思想的过度解读。青年马克思曾在自然哲学语境中关注自然科学。19世纪50年代以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持续关注同时代的自然科学成果，持续研读农学、化学、地质学、生理学等领域的新作。相关摘录被运用到了《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的写作中。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激增，深入到具体科学的内部，全面系统地阅读、理解和吸收自然科学的前沿成果。自然科学的经验知识进一步确证了马克思的劳动思想。由此可见，马克思劳动思想的自然科学基础有扎实的文献依据，并非后人的强行附会。这里所说的自然科学基础，特指生理学、医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地质学等学科提供的经验知识。它们影响了马克思的劳动思想，使劳动成为有生理载体、物质条件和再生产限度的现实过程。

　　劳动主体落实为

　　生理学意义上的人

　　马克思劳动思想的一个关键推进，是把“劳动”和“劳动力”区分开来。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的不是已经完成了的劳动，而是劳动能力的使用权。由此，劳动主体不再只是哲学意义上的类存在物，而是具有体力、智力、感官、神经协调能力和生理限度的现实身体。这个区分使马克思能够说明，在等价交换的形式下，为什么仍然能产生剩余价值。

　　生理学和医学知识在此发挥了基础作用。《资本论》在分析商品价值时，把不同劳动化约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明确把脑、神经、肌肉、感官等身体的耗费称为“生理学上的真理”。这并非偶然修辞，而是劳动概念现实化的关键。劳动力不是抽象意志，而是呼吸、循环、营养、代谢、感官反应、神经传导和肌肉运动的统一。劳动者能够连续工作，是因为机体能够动员能量、协调动作并维持活动强度。劳动者会疲劳、衰退、患病和损伤，正是因为这种能力有生理边界。由此，马克思超出了早期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思辨表述。

　　当然，这种落实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把“价值”还原为纯粹的生理学耗费。按照他的看法，价值对象性只能在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中形成。不同私人劳动之所以能够在商品关系中表现为同一的人类劳动，并不是因为具体劳动的差别消失了，而是因为这些差别在价值关系中被抽象掉了。但是，这种社会抽象仍然要以人的劳动力耗费为现实承担者。因此，社会形式规定这种耗费如何表现为价值，自然科学则说明这种耗费如何在人体机能中实际发生。生理学不是价值形式的替代解释，而是劳动概念获得现实根据的重要条件。

　　劳动过程展开为

　　具体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的“异化”构想说明了人的本质力量如何在劳动中外化为对象，又如何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演变为压制人的力量。这一思想闪耀着哲学的锋芒，但坦率而言，它缺乏必要的经验支撑，在经验上尚未获得证实。《资本论》的相关论述克服了这一局限。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把对象性活动进一步展开为具体的劳动过程。人在劳动中按照一定目的，运用自身的自然力，借助劳动资料，改变自然物的形态，使之适应人的需要。自然科学经验知识使马克思看到，劳动不是没有质料的主体活动，而是身体能力、自然对象、物质属性和生产手段共同构成的现实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物理学知识有助于理解力、运动、动力和能量转化，化学知识有助于理解材料性质、发酵、染色和肥料，人的生理学知识有助于理解感官识别、神经协调、肌肉运动和劳动强度。基于此，劳动过程不只是“主体作用于对象”的一般图式，而是人体器官、自然力、物质属性和劳动资料相互作用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人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这一判断说明，马克思已然认识到，劳动既是有目的的活动，也是受自然物质条件制约的活动。

　　机器大工业使这种关系表现得尤为集中。机器可以提高生产率，扩大人对自然力的支配，却也可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损害神经、压抑肌肉，使劳动者的身体和精神活动服从机器节奏。受益于工厂调查报告和公共卫生报告，马克思能够把劳动异化从一般哲学关系推进到工厂制度、劳动强度、机器纪律和身体损害的具体分析。

　　劳动限度呈现为

　　身体和自然的边界

　　劳动一旦被理解为活劳动的耗费和物质变换过程，就必然具有不可任意突破的限度。《资本论》关于工作日的分析，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工作日的延长，表面上是时间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生命活动被延长占用。劳动强度的提高，表面上是效率问题，实质上是人体机能在单位时间内被更密集地消耗。睡眠、饮食、休息、空气、阳光、成长和健康，并不是经济关系之外的生活细节，而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模式，正是因为资本长期无视劳动的限度，试图一再突破人和自然的生产限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生产限度的认识，部分源自他19世纪50—60年代的自然科学阅读。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而停止思考生产限度问题。《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出版后，马克思又立即投入到自然科学的学习之中，追踪生理学领域的新进展。1876年春，马克思系统地摘录了施莱登和兰克的生理学著作。马克思尤其关注细胞代谢、肌肉运动、神经活动、疲劳与恢复。细胞和肌肉的疲劳同化学分解产物有关，血液循环能够带走这些产物，使肌肉恢复反应能力。刺激物只能暂时消除疲劳感，不能替代营养和再生过程。这表明，马克思持续用最新生理学知识巩固关于劳动力消耗、恢复和再生产的理解。

　　劳动的限度还体现为自然界的再生产条件。农业劳动受限于土壤性质，土壤肥力是农业劳动得以持续的自然条件。马克思的农学笔记关注土壤矿物成分、土地肥力、土地耗竭、施肥制度、作物轮作、气候条件和森林破坏等问题。这些自然科学知识是马克思思考地租问题的经验基础，也影响了马克思关于农业劳动的思考。《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地租的分析也显示，农业劳动不能单纯依靠经验惯例，而是应该自觉运用农学的科学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差异就在于，农业劳动不仅要关注人的生理边界，还要留意土地的自然限度。资本主义生产越是把劳动力和土地当作可以无限使用的要素，越会暴露出自身对劳动者和自然条件的双重掠夺。

　　综上所述，正因为有了自然科学的经验支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才能避免空洞的人本主义，才能避免把人的劳动处理成无身体、无自然、无经验基础的纯粹形式。今天重新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更加具体地理解并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不只是赞美劳动创造财富，更是尊重劳动者的生命能力、健康条件、技能发展和创造潜能。真正的劳动解放，意味着使生产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使自然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制度共同指向人的生命能力的丰富。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