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价值观念多元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给个体心理适应与集体社会心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心理问题已成为影响家庭幸福、组织效能、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公共议题。2026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政法委等25部门联合印发《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实施方案》，要求到2030年，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基本健全。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不仅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提升全民心理福祉的内在要求，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夯实“平安中国”的关键举措。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面向全体成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并将其作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这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标志着我国传统的心理健康服务和社会治理工作范式要实现四个转变。

　　一是服务对象从疾病患者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传统心理健康服务聚焦于已出现临床症状的“患者”，目标是消除症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则将视野拓展至全体社会公民，目标是调节社会心态。二是工作重心从后端治疗转向前端预防。传统心理健康服务聚焦于事后干预，成本高昂且被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则强调在前端构建防御屏障，即将主要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心理健康素养的全民教育、社会支持系统的优化、压力情绪的缓释改善、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上，更强调从源头上减少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发生。三是工作机制从部门协同演进为全社会参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要求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专业支持的工作机制，整合卫生健康、政法、社工、教育、民政、公安、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多方资源，倡导政府、社会、家庭及个人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这种整合不仅体现在政策制定层面，更贯穿于服务提供全过程，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服务的无缝衔接。四是理论范式从关注个体升级为改善环境。传统心理健康服务主要依托生物医学模式，倾向于从个体内在的生理失衡或认知扭曲中寻找病因和解决方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则采纳了更复杂的生物—心理—社会综合生态模式，既承认生物学因素的基础作用，也同等重视个体心理与家庭互动、社区环境、社会政策等多层次系统的交互影响。干预策略不再仅仅是服药或个体咨询，而是可能包括家庭治疗、学校环境调整、职场压力管理、社区支持网络构建、民生保障政策完善以及文化与法制等方面的同步改善。

　　综上所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核心内涵已从传统的以面向个体为主的心理健康服务，转向为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心理支持与促进的系统性制度构建，从而有效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提高社会治理质效。

　　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全链条闭环

　　依据个体情绪状态发展连续谱和服务需求差异性，可将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六大典型类别，这是整个体系逻辑的基石。第一类为大众人群，这类人群情绪状态正常、社会功能良好，其核心需求是发展心理潜能、提升心理韧性、增强幸福感。对这类人群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可以由健康教育者、社会工作者、社区骨干等开展发展性心理促进工作，内容包含心理健康科普、积极品质培养、常态化压力管理指导，落地场景覆盖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

　　第二类为一般性情绪波动人群，该群体因具体事件产生明显情绪反应，但尚未形成持续性心理困扰，其核心需求是及时获得情绪疏导与社会支持，避免负面情绪固化和问题升级。对这类人群，主要开展预防性干预工作，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依托心理援助热线、短期心理咨询、现场心理疏导等开展服务，应用场景包含社区服务站点、职工之家、基层矛盾调解现场，服务主体涵盖心理咨询师、心理社工、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人员、网格员、人民调解员与志愿者。

　　第三类为心理行为问题人群，这类人群长期存在情绪困扰，社会功能受损，但未达到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其核心需求是接受针对性的专业心理干预，恢复心理平衡状态。对这类人群，要配套开展专业化干预服务，由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在各级社会心理服务中心或正规专业咨询机构为他们开展心理咨询、认知行为治疗、家庭治疗等服务。

　　第四类为心理障碍人群，该群体符合临床心理诊断标准，社会功能出现实质性受损，自身痛苦感强烈，其核心需求是接受系统性专业治疗并同步开展社会功能康复。对这类人群，要推行医学、心理、社会相结合的整合化干预模式，服务场景以各类医疗机构为主，服务主体包含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康复治疗师。

　　第五类为精神障碍人群，其症状具备显著生物学基础，神经功能受损明显，其核心需求是以医学诊疗为核心开展规范化专业治疗。对这类人群，应采取医学治疗与社区管理相结合的方式，落实规范诊疗、社区个案跟踪、家庭陪护支持等举措，服务覆盖各级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由精神科医生、护理人员、社区精神卫生防治人员负责跟进。

　　第六类为康复期人群，这类人群急性病症已得到有效控制，正处于社会功能重建阶段，其核心需求是巩固治疗成效、顺利回归正常社会生活、防止病情复发。对这类人群，要开展支持性康复服务，包含定期随访、社会适应技能训练、同伴互助帮扶等内容，服务场景设置在社区康复站、服务对象家中，服务主体为精神科医生、社区精防人员、康复社工、职业指导人员。

　　这六类人群构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连续谱系，在没有得到有效干预的情况下，每类人群都可能向下一阶段次序发展，个体也可能在不同状态间转换。在六类人群中，一般性情绪波动人群具有特殊的枢纽作用。他们处在心理健康与心理问题的交界地带，存在转化为心理疾病甚至引发个人或社会风险的可能。对这一群体的早期识别与干预，既是预防心理行为问题发生和疾病转化的第一道防线，也是阻断个体情绪问题演化为社会风险的重要关口。围绕这一群体构建涵盖前期预防、早期发现、精准识别、及时干预、妥善处置、跟踪评估的全链条服务闭环，并以此为中心向其他人群延伸服务，构成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核心任务与主要内容。

　　将“事心双解”作为社会心理服务目标

　　社会心理服务将心理学的技术与方法系统性嵌入基层矛盾调解、风险预警、危机干预等治理环节，为社会治理注入了“人心”维度，能够有效预防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事心双解”既是服务于一般性情绪波动人群的核心方法，也是社会心理服务的最终目标。大量基层矛盾纠纷表面上是利益之争，深层却关联着当事人的公平感知、尊严体验、情绪郁结和关系损伤。因此，有效的治理必须同时面对“事”与“心”两个维度。“解事”主要依托法律、政策与行政调解手段，追求问题的公正解决，属于传统社会治理范畴；“解心”则运用心理疏导、认知调整与关系修复等技术，化解情绪郁结、重塑理性沟通，属于社会心理服务范畴。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促进。若不解决引发心结的实事，心理疏导便如隔靴搔痒，难以建立信任；若只解决实事而忽视心理疏导，则怨恨、不平之感可能潜伏积聚，导致矛盾反复或转移爆发。“事心双解”理念赋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独特的双重价值。在个体健康维度，它通过及时化解“心结”，防止情绪波动向心身疾病转化，守护个体身心健康。在社会治理维度，它通过将心理疏导技术深度嵌入信访接待、矛盾调解、风险排查等治理环节，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同步达成，从而将大量社会风险化解于萌芽状态，显著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与人文温度。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因而需要建构全方位协同保障机制。在参与主体层面，需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家庭支持、个人参与的工作网络，各方权责明晰，高效协同。在部门协同层面，需打破卫健、政法、社工、教育、民政、公安、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壁垒，建立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工作衔接等机制。围绕“监测、预警、干预、转介”闭环，明确各环节衔接责任，确保服务对象在不同系统间获得连续的支持。在社会参与层面，需深化社区作为服务枢纽的平台功能，培育扎根基层的社工组织和社工队伍，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为员工提供心理服务，引导志愿者规范参与，形成多元服务供给格局。在专业支撑层面，需创新机制，推动精神卫生机构、高校及专业组织承担对基层的技术指导、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工作。要加快培养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心理服务人员、社会工作者及志愿者等多层次队伍，以适应不同层级类别需求。此外，要积极审慎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发社会心态监测预警平台与在线心理服务工具，提升服务的精准性与可及性。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个涵盖微观个体心理状态、中观群体社会心态与宏观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回应了提升全民心理健康水平的时代呼声，更通过将心理服务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为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认同、提升社会韧性提供了创新性的制度工具。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必将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贡献独特智慧与力量。

　　（作者系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社会心理服务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