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媒体的广泛普及、短视频的深度渗透、VR/AR技术的日益成熟以及AIGC的全面介入，使当前影像生态的媒介边界、社会结构与文化逻辑被整体性重构。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多次提出，当前电影正发生着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化，电影正在“重新诞生”。在数智时代语境下，关于“电影是什么”的本体论追问，亟待重新作答。面对数智时代的全新变局，“新大众影像”概念的提出，既是对电影未来发展的学理回应，也是对文艺创作大众化传统的时代接续。

　　电影再定义：

　　本体认知面临时代性挑战

　　电影自诞生以来，经历了数次技术革命与观念转型。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字，每一次变革都曾引发关于“电影是什么”的讨论。对电影的定义，本质上是对特定时代电影实践的本质提炼与边界框定。从巴赞“完整电影的神话”对电影纪实本性的锚定，到克拉考尔“物质现实的复原”对电影媒介属性的界定，再到美国好莱坞制片厂体系确立的“影院放映、工业生产、制片人中心、时长规范”的行业范式，对电影的认识始终围绕其本体属性构建定义体系。传统电影建立在胶片载体、影院核心、专业生产三大基础之上，而数字媒介革命动摇了这些根基，传统理论面临时代性挑战，电影亟须被重新“定义”。

　　首先，技术基础的变革。传统电影以胶片为载体、光学放映为核心、24格/秒为时间规范，形成拍摄、洗印、放映的封闭产业链。数字技术彻底打破这一闭环，数字摄影机、CGI与虚拟制片重构制作流程，流媒体与移动终端让电影从物理拷贝变为可复制、可编辑、可无限传播的数字信息流。当手机可拍摄、短视频可首发、算法可推送时，传统电影以物质载体为核心的本体即瓦解。

　　其次，媒介边界的消融。影院曾是电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封闭空间构建观影仪式感与唯一性，是电影区别于其他媒介的核心标志。随着5G与流媒体瓦解院线窗口期规则，竖屏、互动、VR等新形态突破画幅、时长与叙事规范，全终端流畅播放成为常态。“是否在影院放映”不再是判断电影的核心标准，传统定义的媒介边界趋于消弭。就当前的影像生态而言，一切因电而生的“影”，都可归为“电影”。电视、网络电影、短视频、微短剧都可纳入广义的电影范畴。

　　最后，产业生态的重构。传统电影以制片厂与导演中心制为核心，观众是文艺生产传播中“沉默的多数”。当下，生产主体从专业精英拓展至全民大众；游戏引擎融入虚拟制片，短视频成为宣发核心场域，生产与消费深度融合；部分作品的用户二创热度甚至超越原作，传统生产逻辑已难以适配新的产业实践。

　　新大众影像的内涵与主要特征

　　一般而言，新大众文艺主要是指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创设了平权机制，使观众超越单纯的接受者身份，广泛、深入地介入文艺创作活动，从而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体。基于此，新大众影像可理解为：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导向，以互联网与数智技术为底层驱动，打破传统电影生产、传播、接受边界，实现多元主体共创、跨媒介流通的新型影像文化实践。它并非小众影像形态的集合，而是覆盖专业创作与大众生产、融合所有视频形态的整体性文化生态重构，贯穿创作生产、文本形态、传播接受全流程，推动影像从精英的专属艺术走向全民共创的文化新形态。

　　创作维度：生产权再分配与协同生产体系构建。数字技术驱动下生产权从专业精英向多元主体的系统性转移，是新大众影像区别于传统电影的本质性特征，对应“谁生产、如何生产”的核心命题。传统的电影生产是一个相对封闭、垂直化的专业垄断体系，生产权高度集中于导演与核心创作团队。新大众影像则将专业创作者、大众用户与算法系统三者相结合，形成协同的生产新体系。一方面，专业生产从封闭闭环转向开放协同，大众通过众筹制片、剧情征集、点映测试、弹幕反馈等机制深度介入前期策划与后期修改，实现从“为大众生产”到“与大众协同生产”的转变。另一方面，技术赋能推动大众生产能力跃升，拍摄门槛降低、轻量化剪辑工具与AIGC技术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专业壁垒，普通用户从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UGC内容与PGC内容形成互补共生的格局。此外，大数据与算法不仅是分发工具，更是隐性的生产主体。算法系统作为新的生产性要素深度嵌入影像生产全过程，受众画像、流量数据与推荐逻辑直接影响题材选择、叙事节奏与内容标准，重构了影像评价体系。简言之，电影从个人表达转化为集体智慧与技术逻辑的协同产物。

　　文本维度：跨媒介性与延展性叙事结构。突破传统电影文本的封闭性与单一性是新大众影像的又一显著特征，对应“生产出什么”的命题。传统电影是时长相对固定、形态封闭的文本，影院放映即其生命周期的终点，新大众影像则呈现出鲜明的跨媒介性与延展性。一是在媒介形态上呈现分化与整合并存的格局，不再以固定时长、画幅与放映渠道作为价值评判标准，院线长片、网络电影、微短剧、短视频、VR电影等形态各有其独立美学价值与功能定位，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影像生态。2025年，《国家电影局关于促进虚拟现实电影有序发展的通知》正式将运用VR、AR与MR技术制作的电影纳入国家电影管理体系，标志着这类新兴影像形态率先获得制度性身份确认。二是叙事方式从封闭转向开放，文本不再是终结性成品，而是可延展、可修改的开放系统，导演剪辑版、修复版、衍生剧集不断丰富其内涵，互动电影的多线叙事更赋予观众参与叙事建构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文本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IP化转向，一部电影的完整文本不再局限于正片本身，而是涵盖二创内容、幕后花絮、话题讨论、线下文旅、周边产品的全链条IP生态，其价值在持续的衍生、传播与再创作中不断生成与放大。媒介融合时代，影像文本的意义不再由创作者一次性赋予，而是在跨媒介的流动与大众的参与中不断生成。

　　功能维度：传播日常化与社会功能重构。新大众影像的社会文化特征，体现在影像从“高于生活”的仪式性艺术，转变为深入社会全场景的互动式日常文化感知媒介，对应“影像如何作用于社会”的命题。传统电影的传播与接受主要限定在影院的特定时空，观影是一种脱离日常的，具有集体性、社交性、仪式性的行为。新大众影像则重构了电影的传播方式，流媒体与移动终端实现了全终端、全时段、全地域的覆盖，传播效率与覆盖面呈指数级提升。大众的观影行为从影院单一空间延伸至居家、通勤、社交等各类日常生活场景，集中式的艺术体验转变为碎片化的、持续性的日常文化实践。此外，弹幕互动、社群讨论等机制，使新大众影像成为连接个体、建构圈层社群的文化纽带。

　　迈向人民主体、多元共创的影像新未来

　　中国电影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持续探索大众化路径、不断重构电影定义的历史。从20世纪30年代“左联”倡导“文艺大众化”，到新中国确立“人民电影”的发展方向，从改革开放后商业电影回归大众文化本位，到21世纪新主流电影实现主流价值与大众审美的深度融合，电影始终在贴近大众的过程中更新自身。从“电影”到“新大众影像”，并非刻意的概念创新或者文本的直接扩容，而是基于中国视听实践的观察，其实质是对新语境下创作理念与美学转型中如何理解影像、如何界定大众、如何重新审视影像功能的思考。

　　电影作为与时代同行的艺术，永远处于“成为”的过程中。面对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时代召唤，中国电影唯有主动拥抱变革，在多元主体协同共创与跨媒介流动中延展边界、重新出发。新大众影像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导向，将数智技术转化为赋能大众创新创造的底层逻辑，使电影摆脱精英表达，在数智时代重新厘定大众文化的本质属性。新大众影像绘就的是人民性与创新性共生、本土化与全球性兼具、技术赋能与人文价值交融的新图景，其蓬勃发展将进一步改写世界影像文化格局，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