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管理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管理学中国学派是构建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

　　以“三个加强”为建设根本

　　一是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诠释，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底色。这就要求运用管理学的概念范畴、分析框架和论证逻辑，系统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完成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进而提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管理理论。管理学中国学派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共同体，其知识体系天然承载着阐释中国之路、中国之治和中国之理的政治功能，特别是要系统梳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治国理政、企业管理和基层自治的重要论述，讲清楚数实融合、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中鲜活的企业实践，让党的创新理论成为管理学中国学派建设的逻辑起点、价值原点和创新支点。

　　二是加强“四个面向”，夯实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实践根基。构建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旨在回应中国管理实践、提炼中国管理模式、引领中国管理创新，进而更好服务于强国建设。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要求立足我国数字产业、科技攻关独特场景，探索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面向经济主战场，要求紧扣高质量发展中心任务，引导管理学研究下沉至产业一线，把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发展、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等成功实践转化为可阐释、可传播、可推广的理论范畴；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要求打破细分壁垒、开展跨界攻关，更好地发挥学科的应用属性和建言献策功能；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要求将以利润为中心的管理哲学转移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上来，在兼顾效率与公平中健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管理研究矩阵。

　　三是加强“两个结合”，用好守正创新的根本方法。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能够有效指导我国所有制结构、劳资关系、政企关系等具体实践，统筹企业、政府、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关系，剖析中国情境下的管理悖论与治理难题，提炼适配我国制度环境的管理规律，摆脱理论上“以西释中”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激活管理学中国学派的独特文化标识，特别是将诸子百家的管理哲学发展为“义利统一”的商业伦理、“民为邦本”的人本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等管理理论谱系，为构建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以“三个维度”为建设路径

　　一是古今维度的学科体系构建。传统国学教育需研读众多古代文化典籍，而在以培养职业经理人与创新创业人才为目的的功能型管理人才培养中，汇通经史子集的国学学科被散落在各个文史哲学科之中。因此，需要推进相关学科内部的交叉融合，完成从管理哲学、基础理论、操作理论到典型模式的链式学科闭环，从而科学回答农耕文明“治理”概念下“修齐治平”与工业文明“管理”概念下“五大职能”之间的底层逻辑差异，让管理学在家国情怀与士大夫精神的传承中成为“博雅科学”。

　　二是中西维度的学术体系构建。客观辩证地看待中西研究范式的各有所长与取长补短。管理是通过“管人”和“管物”最终实现“管事”的实践活动，研究对象涉及人文性管理哲学、科学性管理技术与系统性管理工程。管理哲学遵循辩证法逻辑，存在相对公允的价值判断，在“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传统中，长于训诂学、地方志与民族志研究；管理科学遵循同一律逻辑，侧重于对自然层面的理性认识，以正误之别判断管理的有效性，在价值中立的标准化作业与流水线生产研究中更胜一筹；二者在管理工程上实现聚合，催生以案例研究范式为基础的新实证主义，完成概念界定、量表开发、量化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学术创新闭环。

　　三是知行维度的话语体系构建。政策界、学术界、产业界与媒体界宜共建话语体系，帮助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模式在世界舞台上更好传播。相较于以效率为中心的管理理论设计，人伦取向下的中国管理理论有着重和谐的倾向性，若仁者爱人、无为而治、知己知彼、兼爱非攻等管理哲学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无法转化为切实可见的管理效能，注定会成为青灯黄卷中的“标本”。因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相结合，需要以基础知识普及与社会氛围营造为底，帮助大众理解传统管理哲学的长期主义取向以及中庸和合之道，更需要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等鲜活主体的制度设计与执行落地，充分彰显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时代价值。

　　以“三个坚持”为建设重点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管理作为在有限资源下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践活动，其科学性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内在要求相契合，而其艺术性则体现在对社会人文维度的非线性表征与不可通约性的把握之上。因此，需要扎根中国管理实践与前沿，以中国立场展示中国智慧与中国价值，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同时，打破霸权扩张、零和博弈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用中国管理理论回应算法剥削、生态危机、贫富差距等人类共性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全新的管理思路。

　　二是坚持中国情境下的标识性概念提炼。早期的管理学知识体系经由西学东渐发展完善而来，却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主体性与原创性。一方面，“以中注西”的概念倾斜，使许多概念在中西互译的过程中发生偏转与失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碎片化地嵌入固有框架中，进而遏制了原创性概念与构念的生成；另一方面，过度追求术语的数学化与模型化解读，就会在无形之中提高学术成果的阅读门槛，造成理论与实践、意义与工具的割裂。以致用为导向的管理学在面向公众时应避免用众所不知的语言去讲述众所周知的道理，这就需要在遵循基本中西文法规则的前提下进行恰当的互诠互释。

　　三是坚持基于历史连续性的原创性理论发展。管理是一种带有文化印记的组织行为，需要基于历史连续性深刻阐发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深层结构”。放眼古代，明君贤臣的治国理政智慧造就了超大规模国家稳定治理的历史奇迹，各大商帮铸就了脍炙人口的商业传奇；着眼近代，中央苏区时期将政治引领、群众路线与制度化建设相结合的红色治理，无不展现出独具特色的管理实践；立足现代，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浪潮中，我国涌现出了一大批厚植文化传统、兼具国际视野的特色企业，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案例背后的文化密码都是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重要抓手。

　　未来，建设管理学中国学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总结中国管理经验、发展中国管理理论、传播中国管理话语，不断提升中国管理理论的原创性与民族性、科学性与国际性，在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推动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研究”（24&ZD2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