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以下简称“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这一由29个国家共同缔结的重要文件，标志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从理念倡导迈向机制建设的关键转折，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该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本报记者就该组织的成立、对全球南方国家产生的影响、与其他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关系以及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采访了有关学者。

　　提升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水平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并存在明显的治理赤字，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正当其时。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智慧与文化实验室主任伊戈尔·格罗斯曼（Igor Grossmann）对本报记者表示，受政治结构、利益诉求以及零和思维的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将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视为一场赛马，未能意识到人工智能的使用及其带来的风险具有全球性，丧失了对人类共同性的理解。

　　英国剑桥大学剑桥中亚论坛研究员杰拉尔德·马科（Gerald Mako）于《外交学者》（The Diplomat）网站发文称，中国政府2025年7月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签署仪式于今年7月16日举行，从提议到实际成立仅用了一年时间，速度之快令人惊讶。该组织总部设在上海，有望利用中国特别是上海人工智能先发优势，凝聚国际共识，促进务实合作，让人工智能真正造福全人类。

　　对此，《自然》也发文表示，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各国政府应积极参与其中。过去几年中，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国际社会进行了大量对话、发布了众多白皮书，有多个咨询机构提出相关建议。然而，当有关成果需要转化为全球共识和规则时，却出现了领导力真空。文章显示，围绕人工智能的许多言论将其描绘为一场地缘政治博弈，认为一个国家的安全取决于技术上的主导地位。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取胜”并非可行选择，一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也无法保证人们变得更安全或更富裕。更好的方案是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商定人工智能安全标准以及应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中国的倡议值得欢迎，各国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应积极参与。

　　在马科看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出现备受关注，但其重要性不在于新闻本身，而在于它具有的现实意义——从讨论合作转向建立能够实现合作的具体机制。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法学助理教授罗扎·努尔戈扎耶娃（Roza Nurgozhayeva）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迄今为止，联合国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主要多边途径，经由2025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设立的“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来推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首个致力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常设政府间组织，其运作体系既不隶属于联合国系统，也不属于西方网络。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全球南方提供了一个具备实际运作能力的制度平台。

　　直接回应全球南方国家呼声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被认为是对全球南方国家呼声的直接回应。”马科表示，该组织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无障碍开展培训项目、合作项目以及对基础治理理念进行探讨与实践的平台。该组织的重要性与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不容小觑。这种影响可能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包括制定行业标准以及技术偏好。该组织使中国能够在基础设施和技术知识等方面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有力支持，这正是中国一直追求的成果。

　　为防止全球南方国家仅仅成为技术的被动接受者或数据的单纯提供者，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应建立怎样的务实合作机制？努尔戈扎耶娃表示，只有当该组织成员真正参与人工智能价值链而非只是获取成品技术时，弥合人工智能鸿沟的承诺才具有可信度。这意味着在成员国境内设立研发实验室；建立数据治理规则，确保训练数据及其衍生价值保留在原产地；采用具有约束力的技术转让条款，而非空泛的愿景性话语；设立接收国拥有共同开发成果知识产权或许可权的合作开发机制。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布罗德商学教授安贾娜·苏萨拉（Anjana Susarla）对本报记者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明确致力于平衡资源分配和治理权力归属，确保全球南方国家能够成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范制定的积极参与者。此外，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借助全球性制度框架提供的参与决策的结构性空间，确保其独特的法律传统、制度能力和社会优先事项能够被纳入国际框架之中。

　　埃及贝尼苏韦夫大学（又译为“班尼苏维夫大学”）亚洲事务专家纳迪亚·希勒米（Nadia Helmy）认为，推动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人工智能治理，需要建立全球性机制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知识与技术转移和建设能够平等谈判的平台。为实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和弥合知识鸿沟方面的目标，需要从传统援助模式转向赋能发展伙伴关系模式。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可以建立一些实际合作机制，以确保全球南方国家作为积极且富有创新精神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而不只是技术消费者或原始数据来源。例如，建立法律框架，保障全球南方国家对其本地数据的所有权和数据本地化，以防止有关数据被外部滥用。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框架下，可以在全球南方国家建立共享的区域超级计算数据中心，使当地科学家无需依赖区域外的服务器即可训练自己的模型。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企业可以参与该组织支持的国际数字化转型项目，以确保资金和专业知识流向当地市场。

　　为联合国的努力提供有益补充

　　在希勒米看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一个关键性举措，有助于加强全球治理、拓展国际合作，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新的制度框架。具体来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发挥人工智能治理主渠道作用，为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努力提供有益补充。它将29个创始成员国聚集在一起，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赋予全球南方国家在规则制定中发声的权利。

　　希勒米表示，在与联合国的互动关系方面，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并将自身视为联合国框架的有益补充；该组织将作为开放的平台促进全球协调，同时不与联合国的核心职能相冲突。在与区域法规和合规标准保持对接方面，优先考虑各国国情和发展路径的多样性，而非基于政治体制的僵化分类标准；鼓励就风险管理原则展开对话，同时增强不同技术系统间的兼容性与互操作性。

　　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在联合国框架下与其他人工智能治理平台保持怎样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协调其制定的普遍标准与现有国际法规间的差异，努尔戈扎耶娃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明确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并定位为独立但互补的全球治理平台。但需要注意的是，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标准与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协调起来将更具挑战性。欧盟的法规建立在基于价值观的条件、基本权利保护以及与特定合规义务挂钩的风险分类基础上，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以开放获取为特色，并未将此类条件视为获得成员资格的重要条件。

　　苏萨拉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供了一个政府间框架，专门用于通过提供计算基础设施来弥合人工智能鸿沟。成员国可以通过该组织内部机制，访问开源大语言模型、云基础设施以及本地化应用程序等。

　　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努尔戈扎耶娃表示，哈萨克斯坦的制度准备程度相对较高：已出台人工智能法、设立人工智能发展委员会并建立了Alem.AI国际人工智能中心。其诉求包括联合基础设施建设与计算合作、参与标准制定以及通过南南合作机制减少对单一伙伴的依赖等。然而，纸面准备并不等同于监管能力，目前哈萨克斯坦仍面临一些问题，其中能源问题排在首位。哈萨克斯坦的吸引力在于廉价电力和土地资源，但与其电网关联的多为利用可燃物（例如煤）作为燃料生产电能的电厂，这在环境保护方面带来了挑战。此外，哈萨克斯坦的环境法规主要规范设施运营，鲜少涉及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方式。人工智能法虽将可持续性列为基本原则，但并未提供具体操作方面的支持。

　　以人为本、向上向善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立在若干基本原则之上，尤其是尊重主权和发展导向。在努尔戈扎耶娃看来，该组织的比较优势在于，能够消除西方框架难以全面采纳的政治与监管前提条件。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假设有关机构具备强大的行政能力、可以开展符合性评估和执法工作，但许多国家的机构并不具备这种能力。美国的政策则倾向于监管，却鲜有国际机构建设。相比之下，中国将治理原则与具体举措、培训场所、联合申请中心以及基础设施合作相结合。这也解释了为何东盟、阿盟和非盟会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建立予以回应。这些组织的成员无法单独构建治理框架，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兼具规范灵活性与实际支持的模式。

　　“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的‘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是一种以包容性、能力建设和避免技术垄断为目标的协同愿景。”希勒米说，中国的治理模式相较于西方的独特优势在于聚焦国际合作，而非采取限制措施。中国的方法侧重于知识转移、开源共享，以及提供人工智能相关培训项目和合作中心，而非设置技术壁垒。中国方案尊重文化与文明多样性，主张人工智能技术不应导致文化霸权或破坏不同文明的独特特征。全球南方国家之所以广泛参与，是因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的合作伙伴关系将使人工智能和先进系统的协作中心，直接服务于全球南方国家。非盟等地区性组织希望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多边全球治理体系，使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在规则制定中拥有话语权。而中国的做法保证了技术革命不会成为部分西方国家的垄断工具，从而避免损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王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