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的探讨从学科本位主义中解放出来，与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对接并打通研究，这样的交叉学科研究实践，不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催生出一个新兴学科——文学人类学，而且使得文学人类学找到了一个足以使传统文学理论更新换代的中国话语——文学治疗。应该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对于文学治疗的“起承转合”研究直观反映并清晰地勾勒出了文学人类学的中国话语谱系。

　　文学治疗之“起”

　　1986年8月，汉语学界首次出现“文学的人类学”概念，1996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下成立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从起点来看，文学治疗的理论探讨很早就已经出现。1987年以来，《文艺报》发表的《主体和无意识的符号化》《阅读的心理学功能》等文章中，就有学者尝试用当代心理学理论审视和分析文学问题。1988年出版的《符号：语言与艺术》第八章题为“艺术符号的生态意义”，主要探讨的是文学治疗问题，当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人类个体精神生态的失衡问题，如何通过文学想象使其康复。换言之，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活动，承担着给人类失衡的精神生态做调节和修补的功能，这就是文学治疗最初的理论落点。文学治疗作为一个本土生长出来的理论命题，从萌芽之初就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不再把文学当成纯粹的审美对象或者意识形态载体，而是从人类生命需求的角度，重新发掘文学在维护个体精神健康方面的原生价值。这种研究视角给当时还在围绕着“文艺是什么”争论不休的中国文论界，带来了跳出框架重新思考的可能，也为文学人类学对这一命题的持续探讨埋下了伏笔。

　　文学治疗之“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笔者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始终关注文学治疗这一主题，如1992年研究宋玉作品《高唐赋》的《发蒙：性梦的精神启悟功能——比较神话学札记》、1993年的《穷而后幻：〈聊斋〉神话解读》等。1994年出版的《诗经的文化阐释》第二章“诗言祝——咒祝、祈祷与诗的发生”，则从咒祝、祈祷的心理需要重新审视诗歌文学发生的主体根源。事实上，无论“祝”还是“咒”，都是法术思维盛行时期最流行的语言形式，但诸如《诗经》一类诗歌产生的时代距离原始咒诗繁荣期已经相当遥远，由此保留下来的作品普遍经历了由咒向祝祷的转化过程，已然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法术思维符号，但这些变形的咒诗还是保存了诗源于咒词或诗言咒的痕迹和功用，因而从巫咒行为到祈祷行为的转化是法术思维自我中心性解体的结果。这些论述都属于文学人类学派将文学专业同文化人类学、心理学专业全面结合的大胆尝试。

　　文学治疗之“转”

　　在交叉学科研究实践积累十余年的基础上，正面阐述文学治疗理论体系的专论终于面世，那就是1998年《文艺研究》和《中国比较文学》相继刊发的《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和《文学与治疗——关于文学功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两篇文章，后均收入笔者主编的1999年出版的《文学与治疗》一书。这本书的面世恰逢后工业时代给全人类带来各种生存危机、全球性生态意识大觉醒到来之际，是对文学艺术的生态价值应受到普遍关注的呼吁，更是对各式各样的“文学死亡论”或“艺术衰微论”作出的针对性回应。一方面，文学治疗关注文化生态视域下的文学与人，从人性、语言、艺术、仪式、民间文学等多重维度，全面透析文化生态、文化病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凸显文学艺术与人的符号活动、生存活动之间功能关系的同时，也有意为悉心救治人性痼疾的“文化医生”立此存照。高旭东教授在《鲁迅：在医生与患者之间》一文中同样认为，在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影响下，作为现代社会病的患者兼医生，鲁迅秉承治疗与救赎的文化使命，完成弃医从文的角色转换，通过文学写作的自我疗救，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呐喊者与旗手。另一方面，文学治疗观照文学的精神医学原理，旨在凸显人文学科与医学学科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与相互沟通，聚焦文学治疗的空间维度、精神分析学的文学观念、文学的非理性与超理性因素等话题。通过对中外作家作品中关于文学与治疗的经典个案的深入解析，以及对中西文论中潜隐的治疗价值的全面阐发，真正将文学治疗的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

　　文学治疗之“合”

　　21世纪初，文学人类学在国内的研究生教育中得到广泛普及，也有了编写专业教科书的需求。2010年，《文学人类学教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重点教材的形式面世。2024年，文学人类学作为新兴学科名目，正式被列为研究生招生方向，《文学人类学教程》成为研究生招考的备选教材。该教程以第七章、第八章两个专章的篇幅详细论述文学功能，即文学治疗和文学禳灾。其教学模式照例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经验呈现方式，列举了印度《阿达婆吠陀》的治病咒诗、布农族的祷诗治疗仪式、《格萨尔》的艺人治疗、《玛纳斯》的萨满治疗、哈萨克祛病的阿尔包歌、殷商的文学治疗、蒙古萨满教的文化病因学、《阿姐鼓》与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等八个民族志素材，以文化并置的形式将文学治疗命题还原到生活语境中去，由此来说明为什么要强调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原生态作用——通过治病和禳灾解决人类社会所遭遇的种种危机。因此，回溯到文学滋生的文化田野中审视文学治疗，既能够重新理解文学的精神医学原理，又能够重新体认文学的“人学”本质。

　　文学治疗的核心观点是：文学不仅是审美的语言艺术对象，更是人类应对生存困境、修复精神创伤的古老且有效的“治疗工具”。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教育和艺术学教育中关于文学功能的所有阐述都局限在三个模型里，即文学的认识、教育和审美三大功能，忽略了文学最初的功用：包括治病、禳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疗救功能——人类通过语言实践获得精神的自我救赎与自我确证。要想突破这种文学理论窠臼，不仅需要理论创新的能力，更需要打破常规而推陈出新的理论勇气。当时的学术话语有“共鸣”说却不流行“共情”说，用共情加共鸣说审视古代中国人的诗歌兴、观、群、怨命题，借鉴精神分析术语“替代—转移—置换”，便能够将文学治疗论的基本框架支撑起来。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新的挑战，人类作为有机生命体中最复杂精微的一种，如果文学活动对于人类的生命——精神的生存生态而言不可缺少，那么自觉承担起治疗与禳解的康复功用，也就成为文学活动最初的特质与旨归所在。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