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被评为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史金波60余载埋首残卷、潜心治学，数次远赴海外抢救流失的黑水城国宝文献；考证存世稀少的活字实物，依托一手史料回应国际学术界争议；寻访踪迹湮没的党项后裔……这份横跨半生的求索与积淀，为中国西夏学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史金波本报记者  朱高磊/摄

　　走进史金波家中，目之所及皆是书籍。三面书柜、一方书桌构成他常年治学的方寸天地。书柜上层层叠叠摆满西夏文献与各类古籍图册，桌案上常年摊放着待校勘的黑水城文书影印稿。这位86岁的老党员，自青年时代便立下“国家需要就是自己的理想”的誓言，义无反顾投身西夏学研究。直至今日，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

　　恰逢西夏研究巨著《俄藏黑水城文献》即将全部出版，西夏学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本报记者采访了史金波研究员，倾听他跨越半生的治学坚守，探寻西夏文献、文物背后的文明密码，共话新时代西夏学传承发展的使命与蓝图。

■2017年4月史金波在家中写西夏文。受访者/供图

　　黑水城残卷里的西夏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之前您在采访中提到，《俄藏黑水城文献》编纂出版工作将于今年全面收官。这项编纂出版工作的进度如何？整套文献整理出版问世，有哪些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

　　史金波：《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既是西夏学术界的一件盛事，也是出版领域的一项壮举。西夏学研究可用史料得到扩充，有力助推西夏学持续发展。目前已出版32册，最后一册的编辑工作已基本完成，有待正式出版。这套文献收录主体是西夏文文献，另有部分汉文文献。文献中不仅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新法》《贞观玉镜统》《圣立义海》等直接反映西夏历史社会的西夏法典，户籍、籍账、契约等大量一手社会文书，还收录诸多译自汉文的经书、史书、兵书以及大量佛经等。这些出土文献价值珍贵，扭转了西夏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面，推动了当代西夏学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抢救整理这批流失海外的西夏典籍，您曾先后4次带队远赴俄罗斯，开展文献拍摄、校对与整理工作。前后历时30余载，终于促成这批西夏国宝实现“再生性回归”。在境外开展珍稀古籍整理工作期间，您和团队面临的最大现实难题是什么？

　　史金波：我分别在1993年、1994年、1997年、2000年4次带队前往俄罗斯，开展文献整理、著录与拍摄工作，每次在俄罗斯工作2—3个月。一同参与工作的中方学者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白滨、聂鸿音，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蒋维崧、严克勤等人。海外整理工作可谓困难重重，一方面，待整理文献以西夏文为主，释读整理难度高；另一方面，文献总量庞大，时间十分紧迫。

　　为保证文献整理工作质量，团队制定了严格的整理规范。我们需要逐件阅览、审读原始文献，同步完成详细信息登记与影像采集工作。登记卡片设置题名、内容、装帧等40余项著录条目。整理阶段，我们每日主动延长两小时工作时间，《俄藏黑水城文献》每一页图版的背后，都凝聚着团队的大量心血。

　　在文献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大量西夏文草书社会文书。虽然有重大收获，但西夏文草书存在大量笔画简省与连笔变形，民间书写缺乏统一规范，文字辨识、释读工作困难重重。此外，整理西夏文佛经，还要区分汉传、藏传两大体系，再按照部类次序整理编排。面对复杂繁重的科研任务，我牵头统筹各项事务与核心研究工作。历时数年，完成1500余件草书文书的定名，组织专家分类整理西夏文佛经，全力推动《俄藏黑水城文献》高质量出版。后来，我花费十多年的时间，钻研、破译西夏文草书文献，出版了《西夏经济文书研究》和《西夏军事文书研究》两部专著。

　　回望这条30余年的攻坚之路，我感触最深的是，文化典籍是民族的珍贵财富，记录着各民族交融发展的历史印记。要充分挖掘其价值，持续推进西夏学研究走深走实，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学术力量。

■1987年1月史金波与俄罗斯西夏学家克恰诺夫教授在圣彼得堡。受访者/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1961年入党，次年便投身西夏学这一冷门研究。您曾立下“国家需要就是自己的理想”这句誓言。请您谈谈，党员身份是怎样指引您选择这条冷门治学道路的？

　　史金波：西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始终认为，国家需要就是个人的奋斗目标。当年，我以西夏文方向研究生踏入这一学术领域时，国内西夏学研究基础尚十分薄弱。作为一名入党不久的青年共产党员，我应该肩负起这份学术责任。西夏学虽属于冷门研究领域，却具备重大学术价值，学科门槛较高，值得长期潜心攻关。

　　求学期间，我在西夏学家王静如先生指导下系统研习西夏文。1972年，我返回北京。北京地区西夏文文献主要藏于北京图书馆，我在馆内系统整理西夏文珍贵文献，逐一阅览、登记馆藏100余部西夏文典籍，制作资料卡片，摘录关键内容，并将重要文献拍摄留存。这段研究工作，拓宽了我识读西夏文的范围，深化了对西夏语语法的认知，为后续西夏佛教研究筑牢了资料根基。同时，我还前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机构多方搜集西夏相关史料。依托在北京图书馆积累的一手资料，我持续深耕，相继完成3篇重要论文，成为日后《西夏佛教史略》专著的写作基础。这部著作也被西夏学术界视作西夏佛教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

　　1974年，我在《考古》上发表首篇学术论文，这是我多年潜心坚持、持续开展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这些不间断的积累，为我此后长期从事西夏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以西夏史料锚定中华文脉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90年代，国际学术界出现质疑中国活字印刷术起源的声音，您和您的同事利用西夏、回鹘活字实物完成了有力驳斥。当时为何第一时间聚焦这一议题？西夏文书在实证我国古代科技原创成就上，具备哪些独特价值？

　　史金波：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隋唐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北宋时期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然而，中国作为活字印刷术的发祥地，却未能将宋、元时代的活字印刷实物传承下来。国外有专家认为活字印刷术并非中国发明。因此，找出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非常重要。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为活字印刷设置项目。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回鹘文、突厥文研究学者雅森·吾守尔对此已有合作研究基础，应邀承担“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课题。我们将这一重要课题既看成攻坚克难的学术任务，也看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工作，更视为义不容辞地维护中国活字印刷发明权的重要使命。

　　2000年，我与雅森·吾守尔合作出版《中国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一书，打通了西夏学、突厥学和印刷史学边界，依托藏于中国、俄罗斯的十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和藏于法国、中国两地的1000多枚回鹘文木活字印刷实物，系统论述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展示了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印刷术发展上的重大贡献和传承、传播，客观上维护了中国活字印刷术发明权。西夏和回鹘使用、发展活字印刷术，证明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传播和使用是当时中华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融合了中原与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智慧，显示出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优秀文化的事实。

　　后来，我继续从西夏学角度研究印刷术，并陆续取得新发现。2000年，我在俄罗斯发现了几页表格式的汉文历书残片。经反复揣摩，判断其为活字版印刷品。但残片年代标识残缺，一时无法确定刊印年代。回国后，我广泛查阅资料，学习古代历法知识，研读史书中的《律历志》与中国历法史，并向业内专家请教。随后，我发表论文《现存最早的汉文活字印本刍证》，证实这批残片属于13世纪初的汉文活字印刷品，是现存最早的汉文活字印本实物。

　　此后，我又从西夏黑水城文献中检测出早期藏文刻本。这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藏文刻本，较以前学术界所知最早的藏文刻本提前了约两个世纪。我撰写刊发《最早的藏文木刻本考略》，专门对这一新发现展开论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耗时14年主编35册《西夏文物》，全程参与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西夏各类文物遗存，对于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不断的整体脉络，能够提供哪些历史佐证？

　　史金波：《西夏文物》是我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中的重大项目成果。全书分为内蒙古编、甘肃编、宁夏编、石窟编、综合编5编，共35册，已于2025年全部出版。

　　这套成果构建起西夏文明的物质文化谱系，开创了国内为单一王朝编纂文物全编的先河。它既是西夏学的奠基之作，是解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多民族融合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践行让文物活起来的具体实践。

　　为编纂这套大型丛书，我们开展科学的顶层设计、细致擘画和精心组织。全书设有总序，五编各设概述，分为遗址、金属器、陶瓷器、石刻石器等卷。丛书运用多幅图版多角度全景展示了每件文物，辅以详明叙录，图文并茂，并重点收录西夏陵等重要文物，既展现了文物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又将分散文物构建为完整体系。

　　丛书联合全国20余个省区市数十家科研院所、高校与文博单位，组建涵盖考古、历史、艺术等多领域的研究团队，对国内西夏文物开展全方位调查、整理和研究。

　　这一成果不仅为揭开“神秘的西夏”面纱提供了珍贵史料，更是研究西夏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证。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夏学研究领域中有一个备受中外学者关注的问题：西夏的主体党项人早已消失，现如今是否还存在党项后裔？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史金波：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留意到这个问题。查阅史料时发现，元代进士出身的党项后裔余阙具有寻踪西夏后裔的典型性。余阙在《元史》中有传记，我顺着史料线索，从正史读到个人文集，再寻访各类方志，查到一条关键信息：清代光绪时期，余阙后裔仍居住在合肥。

　　1980年，我和同事吴峰云赶赴安徽实地调查。历经多方寻访，我们在合肥、安庆找到数千余氏西夏后裔，同时发现两部《余氏宗谱》。通过考辨族谱，厘清这支后裔的传承脉络，这是学术界第一次发现拥有确凿实物证据的西夏后裔。多年来，学术界对西夏后裔的研究已产出更多成果。

　　为绝学铺就长远治学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前不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优一先”表彰会上，您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者最大的政绩，是研究成果能为国家所用、为人民造福。西夏学属于冷门“绝学”，您数十年持续开展历史文化普及工作，能否谈谈应如何让绝学不冷、实现学术惠民？

　　史金波：我们早期就注意将专业的科研成果以简明、通俗的笔触写成通俗性著作，揭开西夏神秘的面纱，发挥历史学知识功能，使西夏研究曲高和众，让更多关心、喜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众了解历史上真实的西夏。1986年，我出版的《西夏文化》一书，依托新发现的西夏文资料，较为系统全面地梳理了西夏历史与文化，总结了西夏文化特征。2007年，《西夏社会》（上、下册）面世，全书全景展现了西夏社会百态，行文通俗易懂。2015年推出《西夏文珍贵典籍史话》，以通俗叙事向大众推介较为冷门的西夏文典籍。

　　举办西夏文物展览是依托实物载体传播西夏文化、普及相关历史知识的重要途径。2002年8月，我牵头筹办国家图书馆西夏珍贵文献文物展，展品涵盖国家图书馆馆藏展出的西夏、蒙古时期及元代西夏文文献与宁夏博物馆所藏各类珍稀西夏文物。

　　影视媒介传播西夏文化，有助于推动学科发展、普及西夏历史文化知识。20世纪80年代，宁夏电视台拍摄了电视纪录片《西夏文物》，首次以影视形式呈现西夏文物，介绍西夏王朝。不久后，电影纪录片《黑水城遗址》以形象的手法展示了出土大量西夏文献的黑水城遗址。这两项工作我和同事白滨作为顾问都投入了大量精力。2004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尘封不住的西夏》、2015年中央电视台和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推出的大型历史纪录片《神秘的西夏》等一系列影视项目我都参与其中。

　　这些影视作品，让西夏学研究走出书斋、走进千家万户，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显著提升了西夏学的社会影响力，帮助公众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底蕴，真正践行了学术研究服务大众、回馈社会的初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您成立了史金波学部委员工作室。依托这一平台，您计划从哪些维度继续深耕西夏学研究，培育中国西夏学派，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工作室将以何种方式悉心培育青年科研人才，夯实学科后备力量？

　　史金波：我们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培根固本、潜心深耕，打造中国西夏学研究体系。一方面，夯实资料建设，盘活长期积累的文献资源，深度发掘各类原始文献遗存，提升文献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性与实效性。另一方面，聚焦助力西夏学学科长远发展、具备重要学术价值的领域集中攻关，力争不断取得学术突破，产出高水平原创成果。同时，稳步搭建学术梯队，保障西夏学研究后继有人，为学科发展持续储备新生力量。

　　我们计划出版专著《西夏时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研究，而国外一些学者并不认可西夏等中国历史上的分立政权属于中国这一基本史实。我的《西夏文教程》英译本出版后，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科尼基发表书评，对原著中“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王朝”提出不同意见。随后，我和该书译者李汉松共同发表文章《与剑桥大学彼得·科尼基教授商榷西夏对中国的认同》，反驳了他的观点。

　　近代出土的大量西夏文文献、文物，真实地记录了西夏继承中原文化，显示出各民族的密切互动与交融。今后，要深入发掘西夏资料中的相关内容，特别是其中典型的、有本土特色的文献，如反映民族间经济上密切往来、民族融合通婚的契约等。要利用这些重要资料深入研究，写成集中研究西夏民族关系、对中国认同、史论结合的代表性专著。

　　我们还准备出版专著《〈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新译》。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是一部西夏政府编纂的诸法合体的法典，是中国中古时期保存至今的唯一原版法典，共20卷（残失1卷），1300多页，是西夏文文献中价值最高的著述。

　　1988年，我获取《天盛律令》原始图版后，随即联合同事组建课题组开展翻译工作。译本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推动大量西夏社会历史成果涌现。受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初译本存在部分漏译、误译，此后我与业内专家持续开展订正补充。随着新资料持续刊布、西夏文释读水平不断提升，学术界普遍呼吁推出全新校译本。基于现有研究积累，我们计划对《天盛律令》开展全面重译，充分吸纳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增设详尽注释、编制全文词语索引，打造一部约70万字的权威译本，为西夏社会历史纵深研究注入新动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立足新的发展阶段，您将带领团队重点开拓哪些西夏学前沿研究方向？除西夏学研究之外，您在中国民族史、民族古文字研究领域成果丰硕，能否简要介绍相关学术积累与研究突破？

　　史金波：今年上半年，我完成了《西夏文契约》（两卷本）书稿的撰写，目前由我主编的《西夏文大辞典》已进入收官阶段，并被纳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除重点研究西夏学外，我还着力研究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古文字；曾长期担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职务，出版《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等10多部专著、100余篇相关论文。

■2023年2月史金波出席中国国家图书馆西夏文文献修复会议。受访者/供图

　　共产党员没有退休。只要身体允许，我就要继续扎根科研一线。下一步，我将带领团队持续夯实西夏文献、文物整理的基础工作，深化西夏文草书、黑水城社会文书考释研究，推进西夏学数字化资料平台建设。同时，加强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基础研究耗时久、周期长，却有着长远价值。我们力求以扎实严谨的研究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高质量学术成果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孙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