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技术的狂飙突进绝不是简单的生产工具迭代，本质上是对人类劳动组织方式与社会生产结构的一次系统性、根本性重构。算法生成、智能调度、机器辅助决策的广泛应用，让学术界开始思考：当机器似乎能“自主”产出时，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是否正在衰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往往陷入技术表象与价值实体相混淆的陷阱，从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因此，今天理论界的核心关切，绝不是争论机器是否创造价值，而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透视、分析并主动把握数智时代衍生的新型劳动关系。

　　劳动形态的隐蔽化与

　　价值源泉的坚守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审视，数智技术本质上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生产资料新形态，即由数据、算法、算力、模型及底层硬件诸种要素构成的技术网络，而该网络本身凝结着极其可观的既往社会劳动，因此它是物化劳动在当代的新发展，绝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十分清楚、严谨地论证过：机器本身不创造价值，只是将自身包含的价值依次转移给新产品。这一经典论断在数智时代依然成立。

　　虽然数智技术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扩大服务供给，从而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但是，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财富的涌流绝不是价值的无中生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其唯一源泉永远是现实的活劳动。因此，算法平台、智能设备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实质上是压缩生产时间、放大劳动效能，绝不可能替代活劳动去凭空创造新价值。

　　数智时代劳动价值论之所以遭遇种种误读，根本原因是劳动的表现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的工厂制劳动是可见的、物理空间高度集中的，而今劳动过程正迅猛地向“人机协同”演进，大量劳动环节，诸如数据标注、模型训练、参数校验、内容审核与系统运维，都已转入云端、后台和网络空间，因而高度分散的“后台劳动”极容易被“自动化”的技术叙事所遮蔽。表面看，某些复杂流程是由系统“一键生成”的，但实际上单个劳动者已经化作巨大社会协作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活劳动的表现形式日趋符号化、知识化。数智技术没有消灭劳动，而是隐蔽、重组了劳动，没有改变价值的源泉，只是改变了活劳动注入价值形成过程的具体路径。因此，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必要前提就是将这些隐蔽的、协同的新型劳动形态重新纳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图景之中。

　　资本逻辑下的劳动控制与

　　新型劳资关系的实质

　　由于劳动形态的变迁很自然地被看作技术演进的直接结果，因此隐藏于其背后的劳资关系重组，就成为数智时代给劳动价值论提出的最紧迫课题，资本逻辑支配下的数智技术正在重塑劳动过程的控制机制。

　　数字产品与数智服务的边际复制成本趋近于零，因而很容易造成一种理论幻觉，即数字产品的价值已经彻底摆脱了劳动时间的约束。但单次复制成本的塌陷绝不能抹杀前端研发工程、中端训练维护以及后端运营治理中投入的巨量劳动。越是智能化的系统，其背后越是聚集着周期漫长、环节复杂的社会总劳动。因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今天并没有消亡，只是从传统车间里单点、可视的生产时间，自然地拉长为覆盖全链条的社会化劳动时间。资本正是利用数智技术空间分散、时间延展的形式，巧妙地掩盖了真实价值的形成过程。

　　资本借助数智技术对劳动过程实行了十分彻底、隐蔽的全景敞视与微观规训，而算法管理、数据监控、智能调度等诸种手段都使劳资关系高度碎片化、弹性化。平台经济等新业态中的劳动者表面上摆脱了固定工时的束缚，获得了所谓“灵活就业”的自由，但实际从事劳动时又处在系统的算法黑箱中，接受更高频的绩效考核、更密集的时间挤压，并处于议价能力孱弱的不利地位。

　　借助基于算法的劳动控制，资本能以更精细的方式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平台既无偿占有劳动者与机器交互中生成的数据资源，又以动态调整计件单价、变更派单规则的方式不断试探劳动者的生理、心理承受能力。因而，劳动价值论才有了极其明确、有力的现实穿透力：它像一把解剖刀，干净利落地戳破“技术中立”的伪装，揭示了数智时代资本增殖机制仍以对活劳动的无偿占有为根本前提。

　　数智技术的天然平等性与

　　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契合

　　虽然对资本逻辑异化数智技术的批判很有必要，但也应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角度系统、充分地挖掘数智技术更深层的制度意蕴，指明数智技术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深层的、天然的契合关系。

　　与传统工业以大规模固定资产投入为基本特征的重资产模式不同，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有十分鲜明的“轻资产、强渗透、广连接”特征：对物理资本的依赖相对弱化，而对数据、知识、开源生态和协同网络的依赖空前增强，因此其产业技术属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反转，也自然地为打破传统垄断开拓出新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开源社区、共享算力平台、协同创新场景都把技术门槛实质性地降了下来，让创新资源可以在更广泛的主体之间以更低成本自由流动。从产业角度观察，这种特性内生出一种天然的平等关系网络，由此直接弱化了资本依靠重资产壁垒进行排他性控制的基础，也为大众参与创新、中小微主体共享技术红利创造了现实的物理条件。

　　尽管数智技术应用有平等潜能和共享趋势，但毋庸讳言，这种潜能绝不会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内自动实现：若让资本逻辑无序扩张，数智技术不但不能打破旧垄断，反而会催生新的、更庞大的“数据寡头”和“算法霸权”。因此，数智技术是社会主义的“天然同盟”，其根本含义十分明确——唯有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方能接住并释放此种技术的平等潜能。

　　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种制度底色，与数智技术轻资产、易共享的天然属性形成了完美的同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数智技术的进步纳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设之中。

　　在具体实践中有明确的逻辑进路，首先要明确数智技术的发展方向绝不可由单一的资本增殖逻辑来界定，而应将人民立场贯彻始终。具体而言，要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原理完善平台治理及算法治理体系，主动、有力地打破数据垄断对公平竞争秩序及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蚀，同时借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系统构建数字红利分配机制，完善职业转换支持及技能提升体系，让劳动者在技术变革中真正实现能力跃升，才能让数智技术打破垄断、促进平等的天然张力切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动力。

　　数智时代的到来没有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地基，相反，为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更广阔、更丰富的实证场域，故而今天坚持劳动价值论绝不是单纯就“劳动创造价值”作学理重申，其根本目的是在算法、数据交织的新环境下厘清新型劳动关系的变化实质。面对数智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我们既要警醒资本逻辑对其平等潜能的扭曲及钳制，又要主动、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优势。只有把技术的演进逻辑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自然地结合起来，才能在数智时代的浪潮中切实捍卫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让科技的伟力真正服务于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光明未来。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