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亚洲的先行实践，又是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首要与关键举措。近日，《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全党全社会系统学习领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演进规律提供了权威教科书。深耕研读《习近平外交文选》中关于周边外交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系列论述，既是整体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体系的题中之义，也是夯实稳定周边环境、护航民族复兴伟业的现实之需。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撑作用

　　习近平外交思想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支撑这一核心理念落地扎根、细化延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其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周边区域落地的理论载体，夯实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根基。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发展周边关系的“五大家园”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个世界”的目标高度契合——以持久和平理念塑造周边良好环境，以普遍安全理念筑牢周边安宁基石，以共同繁荣理念凝聚周边发展共识，以清洁美丽理念推进周边生态共治，以开放包容理念增进周边文明互鉴。自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倡导在周边厚植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我国持续完善睦邻、安邻、富邻与亲诚惠容的外交方针和理念，逐渐形成了体系成熟的区域共同体理论，不仅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鲜活的区域实践范本，而且丰富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维度。

　　其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立足区域外交实践，以马克思主义国际观与世界历史理论为根基，摒弃了西方地缘竞争、阵营对抗的固化思维，传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坚守主权平等、互利共赢的周边交往准则。同时，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亲仁善邻、和而不同转化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融汇讲信修睦、义利兼顾的价值内核，秉持正确义利观。这份扎根周边现实、贯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创新，夯实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文明根基。

　　其三，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搭建起连接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全球治理的中间桥梁，完善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整体架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涵盖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外交四条主线。这四条主线并非彼此割裂，而是以周边板块为枢纽的相互联通。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系统阐释了中国如何协调同周边大国、中小邻国、区域多边机制的互动关系。其中，对大国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对中小邻国坚持亲诚惠容、互惠互利，对区域多边机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形成一套与亚洲多元国情、文明形态、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区域关系理论。这些理论系统打通了双边外交与多边治理、区域合作与全球变革的理论通道，凸显其重要的理论支撑价值。

　　其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区别于西方的区域治理理论，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具体体现。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充满对抗性、排他性逻辑。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跳出西方理论范式，提出以命运共生替代零和竞争、以平等协商替代大国支配、以发展赋能安全替代军备竞赛的全新区域治理逻辑，构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区域合作理论框架。这一原创性理论成果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处理区域关系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部署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党中央立足外交全局作出的顶层战略安排，是将习近平外交思想转化为区域外交实践的核心抓手，贯穿新时代周边工作的全过程。

　　其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前置性战略安排。周边稳定直接决定国内发展安全底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首要战略任务便是夯实周边大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配套战略部署，通过深化政治互信化解地缘分歧，通过务实合作对冲外部遏制打压，通过共同安全筑牢边境、能源、产业链安全防线，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周边发展融合，强化共同安全，巩固战略互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将其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充分印证这一部署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战略定位。

　　其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应对世界百年变局、塑造有利国际格局的关键战略举措。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阵营回潮持续冲击国际秩序，部分域外势力不断介入亚洲事务，试图构建排他性地缘政治框架，加剧地区安全博弈。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合作平台，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中亚合作、澜湄合作等次区域合作机制为载体，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扩大各国利益交融；以亚洲安全模式统筹传统领域与非传统领域安全，坚持对话协商管控分歧，抵制阵营对抗逻辑；以文明交流互鉴消弭认知隔阂，凝聚开放包容的亚洲共识。十余年来，我国在中南半岛、中亚地区形成命运共同体“两大集群”，有效对冲外部地缘扰动，推动亚洲经济持续增长，充分彰显这一战略部署应对变局、稳定区域发展的实践效能。

　　其三，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落实对外工作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一主线的一体化战略部署和实施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承载两大核心主线，对内服务民族复兴，对外促进人类进步，二者辩证统一，这也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双重使命。一方面，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依托周边巨大市场、丰富资源、区位优势，深化互联互通、贸易投资、绿色低碳合作，拓展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空间，助力国内产业升级、内外循环畅通。另一方面，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区域合作为示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全球展示不同制度、文明、发展阶段的国家实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可行性路径。作为贯通内外两大主线的战略部署，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国内发展需求与区域共同发展诉求的有机统一。

　　其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完善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的战略抓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拓展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布局，周边外交居于首要位置。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统筹双边、多边、次区域多层级合作，以元首外交引领高层互信，双边条约夯实睦邻根基，多边机制统筹区域治理，民间人文交流厚植民心基础，形成了覆盖政治、安全、经济、生态、文明五大领域的实践体系，为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方案。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时代意义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区域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代表，而且是完整阐释、立体展现习近平外交思想真理力量、文明底蕴、大国担当的关键切入点，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在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面，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完整展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逻辑。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立足亚洲地缘政治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回应区域发展失衡、安全分歧等难题，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有力实践。同时，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亲诚惠容与睦邻安邻富邻理念方针发扬光大，将天下大同的文明底蕴转化为现代区域合作准则，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推进区域发展方面，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给出了化解亚洲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长期以来，亚洲地区受发展失衡、安全碎片化、外部势力介入等多重矛盾困扰，依靠同盟对抗、零和博弈的西方区域治理路径难以适应亚洲多元共生的客观现实。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以“五大家园”建设为愿景，依托亲诚惠容理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亚洲安全观等搭建完整的区域治理框架，经济上依托区域一体化缩小发展差距，拓展各国自主现代化路径；安全上摒弃军备竞赛与集团对立，打造均衡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文明交往上坚持交流互鉴，消解“文明冲突”叙事。一系列落地合作充分说明，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务实可行的治理路径，为化解地缘矛盾、推动亚洲持久繁荣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方面，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世界情怀与宽广胸襟。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个区域实践样本，创造出不结盟、互利共赢、协商共治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证明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超越分歧、携手共进。从澜湄合作机制的持续推进，到中国与中亚五国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再到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范式，为非洲、拉美、南太平洋等区域一体化提供参考，清晰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超越区域、引领全球的世界情怀，为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也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新的动力。

　　在提升话语对外传播效能方面，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打造了区别于西方话语霸权的外交话语叙事，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长期以来，西方依靠地缘博弈、“霸权稳定”“文明冲突”等主导国际关系话语叙事，刻意曲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以命运与共、睦邻共荣、互惠互利为核心理念，依托十余年来看得见、摸得着的互联互通、民生合作、绿色发展成果，形成有事实支撑、有情感温度、契合亚洲民众认知的新型外交话语叙事，跳出了西方话语陷阱，用区域合作实践证明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致力于共同繁荣的立场，为我们对外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故事找到了清晰可行的路径。

　　当前，周边格局在与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形势下机遇与挑战并存。做好新时代周边外交工作需要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以思想的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与实践性指引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深入开展，以具体建设实践的扎实成效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的局面，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发展贡献持久坚实的中国智慧与力量。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区域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