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下旬，山东威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工船“苏海1号”在湛蓝的海面缓缓游弋。船载智能管控系统精准调控着15个封闭式养殖舱内的水温、溶氧与光照，三文鱼被捕捞上岸后，3小时即能完成初加工，最快24小时便能送达国内主要消费市场。在浙江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一辆满载光伏组件的集装箱卡车仅用两秒便通过无人智慧卡口；1公里外的远控操作室里，桥吊司机轻点按钮，数十吨的集装箱便被稳稳吊上巨轮。从“海上粮仓”到“智慧码头”，这样的场景在中国绵延万里的海疆不断上演。

　　蔚蓝图景的背后，是我国海洋经济整体跃升的革新，当“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当“新质生产力”的引擎在深海启动，中国海洋经济已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关键转折点。

　　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海洋大国，海洋经济发展迅猛，2024年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2025年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受访学者表示，中国海洋发展正从“拓展空间”迈向“系统经略”，从“资源索取”转向“生命共融”，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十五五’在海洋经济的战略定位上实现了全面升级。”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五五”的发展重心已从“培育壮大”转向“做强做优做大”，引擎从近海养殖与技术突破升级为新质生产力驱动的深海极地开发、海湾整体规划、现代海洋城市建设等前沿领域布局。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86%左右”。中国人民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健认为，这一约束性指标“相当于从顶层划定生态底线”，使“生态优先”成为不可逾越的前置条件，将彻底重塑海洋经济的增长逻辑与评价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孙久文认为，这一量化指标标志着海洋可持续发展从宏观的理念倡导，迈向了具有刚性约束的实质性治理阶段。这一变化体现在三个层面：从“资源场”到“生命系统”，从“陆海分割”到“陆海统筹”，从过去的“以陆看海”转向真正的“陆海一体协同”，表明我国已经进入海洋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如果说86%是划定的“绿色边界”，那么新质生产力就是向上突破的“引擎”。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丁黎黎认为，“十五五”引入“新质生产力”和刚性生态约束，标志着海洋经济的发展逻辑正从“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取胜”和“以绿为本”。

　　尽管海洋经济总量突破11万亿元，但“大而不强”的隐忧始终如影随形。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王业强将“大而不强”的突出矛盾归结为产业结构失衡、科技转化低效与高端服务缺位三大环节。在发展突破口的选择上，王业强认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最具潜力，“海洋生物具有新颖、高效、多靶点的活性成分，全球90%以上海洋创新药源自深海生物。‘十五五’期间应优先以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为突破口，系统性重塑海洋经济核心竞争力”。

　　在突破方向的选择上，孙久文从另一个维度剖析了“大而不强”的症结：沿海城市间缺乏错位发展，产学研协同不足，大量科研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张峰从制度层面提出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四项建议。首先是重塑科研评价体系，加大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服务产业发展在考核时的权重。其次是补齐工程化验证短板，建立国家级、省级海洋科技试验基地，由政府承担部分海试风险。再次是搭建政产学研一体化平台，推行“企业出题、科研院所答题”的定向合作攻关模式。最后是完善蓝色金融支持政策，让海洋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应用场景。

　　约束性指标会不会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紧箍咒”？学者们认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是共生共荣的统一体。

　　吴健认为，实现二者协同发展，关键在于构建“空间用途管制为前提、产业升级为根本、末端治理为兜底”的全链条治理体系。由此，生态约束性指标便不再是发展的对立面，而是撬动碧海银滩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制度杠杆。

　　丁黎黎表示，海洋生态的约束性指标与发展海洋经济是“一体两面”的共生关系，两者的统一在于“末端治理、产业升级、空间用途管制”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末端治理是守住底线的硬手段，约束性指标直接倒逼污染治理，而产业升级是根本出路，真正的关键在于以“新质生产力”改造传统海洋产业，让渔业更智慧、航运更绿色、油气开采更清洁。同时，培育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海洋经济提升为国家战略，对学术研究提出了全新命题。当前，海洋经济研究仍在理论体系、数据基础、产学研协同与创新生态研究、人才培养四方面存在“供给不足”。孙久文表示，具体而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其他重大国家战略缺乏有效衔接的理论框架；没有高质量、多尺度、连续稳定的数据源，海洋人工智能及数智化转型缺少坚实基础；针对海洋科技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特征，学术界对如何构建市场化投融资风险补偿与共担机制的研究尚不充分；现有人才供给与海洋产业高端化、智能化需求严重不匹配。

　　王业强认为，海洋经济学面临理论、数据与议题三重困境。理论体系建构上，海洋活动的公共品属性、外部性与产权模糊性，导致其价值被系统性低估；学科被视为应用经济学边缘分支，缺乏专属期刊与核心范式，阻碍知识积累。数据上，统计口径迥异、采集标准缺失，卫星遥感与浮标数据无法互通，数据孤岛化严重。议题上，海域与深海资源开发权缺乏清晰法律赋权；海洋碳汇核算停留于静态估算，难以支撑碳交易市场建设；跨省海域缺少统一的经济规划、生态补偿与执法协作机制。

　　面对海洋经济的跨区域、跨行业、跨国界特征，传统产业经济学或资源经济学方法已难以胜任。吴健提出，需要引入空间经济学和空间计量方法，分析港口群、沿海城市群与内陆腹地间的要素流动与产业集聚；运用复杂系统建模，将产业链演化、生态承载力、气候风险和技术变迁纳入统一框架，识别反馈效应和阈值风险，避免线性误判；强化遥感监测与多源大数据融合，提高对海洋经济活动和生态变化的动态识别能力，支撑精准决策。

　　“十五五”时期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时期，学术界应围绕海洋强国战略需求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张峰认为，应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聚焦海洋生态保护，统筹陆海污染综合治理，创新推进海域分层立体利用，健全海洋碳汇核算和交易体系，助力人海和谐海洋生态建设；聚焦海洋权益维护与海洋安全治理，研判海上运输通道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风险；聚焦全球海洋治理与涉外海洋制度研究，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