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更加注重统筹协调”。2026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人民城市建设正从追求空间扩张的“有没有”,转向回应治理效能的“好不好”。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基层治理能否通过机制创新,将人民城市理念转化为精准回应群众诉求的治理效能。
江苏省江阴市的基层治理探索,为上述命题提供了一个生动样本。江阴作为长三角县域城市,兼具乡土社会的熟人网络与快速城镇化带来的诉求多元化、条块协同不畅等现代城市共性挑战。这种亦城亦乡的双重属性,使其探索既具有县域针对性,又对更广范围的城市治理具有参照意义。江阴实践的核心——以机制创新回应人民诉求——不依赖特殊政策红利,而是聚焦责任链条重塑、技术嵌入与组织整合,这些正是任何城市治理现代化都必须面对的基本命题。
从空间更新到治理创新:人民城市建设的深层转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并非启动新一轮大规模建设,而是在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实现治理逻辑的转变。当前城市治理面临碎片化、基层负担过重、政社协同不畅等问题,归根结底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如何让城市治理回归人的尺度,精准回应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关键小事。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更新解决了物理空间的有无问题,但城市好不好,最终要看化粪池漫溢能否及时疏通、楼道灯不亮能否找到人解决、停车位紧张有没有部门牵头协调。将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资源整合功能贯穿于治理全过程,构建一种跨越组织边界、激活多元参与的整合性治理框架,正是破解困境的结构性路径。人民城市建设的重心在于修炼治理内功,构建一套能敏锐感知、精准捕捉并高效回应人民诉求的体制机制。这种转型不依赖于特定地域的特殊条件,是所有走向内涵式发展的城市都必须跨越的门槛。
干部下沉:以“事件驱动”重塑责任链条。基层治理中长期存在“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困境,根源在于条块分割导致的责任悬置。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建立以人民诉求本身为原点的责任机制。
江阴以支部建进小区为组织基础,全市709个住宅小区全覆盖组建小区党支部,吸纳业委会、物业、部门下沉人员等力量,将分散的治理力量整合到一个平台上。针对12345热线工单办理中的推诿问题,出台首接负责制,明确首个接到工单的单位必须牵头统筹,从制度上堵住“退单了事”的漏洞。针对职责交叉的疑难诉求,构建四级协调体系,将领导力量有序嵌入办理流程。“吹哨报到”机制成为破解条块分割的有效路径:村社区向镇街吹哨,镇街向市级部门吹哨,职能部门第一时间应哨。这套机制的核心在于以人民诉求调动部门力量,变层级传导为扁平响应,变部门视角为问题视角,使回应人民诉求有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这一机制的普遍价值在于:它不试图彻底打破科层结构,而是在既有框架内,通过重新定义责任起点——不是“谁负责这件事”,而是“这件事谁来牵头”——来激活整个系统的回应能力。这种“事件驱动”的逻辑可以嵌入不同层级、不同规模的城市治理体系之中。
数字赋能:以技术穿透优化运行效率。干部下沉解决了谁来牵头的责任问题,但信息不对称、流程不透明、处置难追踪等效率问题,还需数字技术来破题。江阴依托联勤联动指挥平台,汇聚12345热线、网格化、110双非警情等多源诉求,构建市、镇、村三级联动指挥体系。试点后,事件办理时限从三至五天提速至24小时内反馈,95%以上问题在村社区就地解决。
数字平台真正运转起来,背后必须有跨部门联动机制支撑。江阴建立“三单一函”督办体系,以书面化、时限化的制度确保平台指令有人接、有人办。首接负责制与分层分类协调机制从规则上明确了响应标准,使数字平台不至于沦为“有屏无应”的摆设。在智能化应用方面,智能派单系统基于10万余条历史工单训练专属大模型,派单准确率接近98%,平均每单处理时间缩至30秒。社情民意分析研判平台汇聚约500万条事件记录,推动部门“未诉先办”。数字赋能推动三重变革:民情一网感知使决策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处置一网闭环杜绝推诿扯皮;成效一网评估为考核提供科学依据。
数字赋能把回应诉求的过程从“人找事”转变为“事找人”,使分散的诉求信号被系统性地捕捉、分类和派送。这一转变依赖制度设计与技术工具的有效配合,而非城市规模或财政体量,这正是任何希望提升治理精度的城市都可以借鉴的经验。
党建引领:在“人技协同”中锻造治理合力。干部下沉与数字赋能之所以能产生合力,关键在于党建引领的融合作用。技术解决效率问题,但无法替代人的判断与温度;干部下沉解决责任问题,但缺乏数据支撑则难以精准发力。党建在两者之间扮演着“黏合剂”与“方向盘”的角色。
江阴深化支部建进小区,15000名党员领办“澄治·微幸福”项目1800余个,解决诉求2500多项。党建引领激活治理效能,源于两大机制。其一,党员带头与熟人社会的示范效应。创新推行党员联户“1+10+N”制度,运用熟人社会的信任网络,显著降低治理的摩擦成本。其二,形成资源共享、事务共商的协作格局,将碎片化的资源重新整合为回应诉求的治理合力。
正是通过党建的“黏合剂”与“方向盘”作用,组织优势与技术优势实现了有机统一。干部成为数据的“活探头”和“情感连接器”,数据成为干部精准把握全局的治理工具。人与技术在价值、功能、行动上的协同,锻造出一套既有效率又有温度的回应体系。
江阴的探索启示我们,人民城市建设的深化,重心在于向内发力,把精准回应人民诉求的机制创新固化于制、内化于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的“后半篇文章”,重点不在于启动多少工程,而在于以党建引领推动干部下沉解决“有人管”的问题,以数字赋能解决“管得好”的问题。当每一个社区都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温暖家园,当每一名干部都真正走到群众身边回应人民诉求,人民城市才不再是宏大的概念,而是千家万户可感可及的日常,这正是“家事即国事”最朴素的注脚。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