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城市更新中的老旧小区改造时指出，“‘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随着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以“绣花功夫”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其中，通过空间重塑、多元治理、文化赋能，将老旧街巷改造为有温度的活力社区，构成城市更新中通过城市公共生活重建，让城市文明在回归日常中“润心化人”的重要一环，彰显了人民城市理念下城市更新的核心逻辑：以硬件更新为载体，达成人的连接和归属，找回城市的灵魂。

　　人民城市的文化本意

　　从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量到留住城市中普通人的“乡愁”，城市发展中对文化的理解已从早期的精英主义色彩逐渐回归当下的“日常”，承认每一位普通市民都是城市文化的主体，这正是人民城市的文化本意。

　　回归日常，将城市文化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生活实践，发挥文化在城市发展中作为重建社会联系的载体功能，这既是修补“上半场”大规模空间更新所损坏的社会肌理的需要，也应对“下半场”人文更新中“体验经济”在消费主义等因素影响下的扩展。当前阶段，城市中的原住民及多元人群作为文化创造者、参与者和消费者的人文经济价值凸显，成为推动中国城市进一步发展，向“存量”要“增量”的重要潜力所在，是城市更新中必须被看见且激发的重要部分。以公共文化激发社会参与这种柔性、综合的方式，在城市更新中带回“人”，协调空间更新、经济发展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构成城市文化变迁和文明传承中的重要一环。

　　着眼于人与日常的城市文化构成城市文明绵延不绝的底色。同时，以日常为载体的文化亦是时代变迁的窗口，它包含着丰富的社会互动，始终处于不断生成、迭代与再生产的流动过程中，是城市空间、社会人口结构、社会治理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由此，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是一个融空间更新、社会关系与公共生活重建于一体的问题，与社会治理更密切地关联起来，我们既要看见文化和文明本身，也要看见背后形塑它的社会结构与体制机制。

　　文化作为城市更新的空间活化机制

　　城市更新需做到历史保护传承与活力更新再生的有机统一，这意味着城市更新从对建筑和肌理等物理空间的保护，延伸到对不同属性、形态的空间有效利用方式的探索，提升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居民的生活品质。从保护到利用，意味着对文化的理解从“静态”进一步发展到“活态”，成为城市更新中的空间活化机制。因此，如何在新的空间条件下激发“人”在城市文化再生产中的主体性，成为各地探索的主要内容。

　　近年来，在“着力构筑公共文化新型空间”“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政策的指导下，一大批嵌入生活场景中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兴起。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全国已有各类公共文化新空间超4万个，以丰富的形态和灵活的运营方式激发市民参与。不同于传统城市中自发生成的公共空间，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在对城市更新中物理空间的保留和利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和“积极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共建共治共享”等政策线索下综合形成的，通向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公共生活重建，对空间归集机制、运营机制和公众带回机制作出了诸多实践探索。

　　例如，面对城市公共空间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消失的问题，基层在实践中从多个渠道探索了物理空间的归集和空间资源的扩容。其中，既有通过产权协商，将部分散落的“内部空间”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共用空间”；又有通过城市“隙地”改造，嵌入公共服务功能；或是探索半商业半公益空间，增强空间的功能复合性；以及以打卡、citywalk等活动为串联，围绕特色主题进行流动性的空间生产等。再如，面对公益性和市场性的平衡难题，探索多主体合作、“内外并行”的复合运营形态。通过引入“主理人+”的伙伴网络、聚拢个体品牌，为公共空间持续提供创新内容。

　　上述机制逐步缓解了公共空间建设早期“不见公众”的困境，使市民通过体验的不断开发，参与到城市公共文化的共同生产中，建构出一种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底色的城市公共性。与此同时，各地对空间、街区乃至城市IP的打造，也尝试以“日常生活”为焦点寻找推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最大公约数，在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探索与现代化人民城市相适应的新文化与新业态。

　　文化作为城市治理的“中间”生产机制

　　润心与化人，意味着对城市文化的理解要从“目的”进一步延伸至“手段”，使公共文化再生产的实践过程成为连接多元群体、寻求各界共识的城市治理“中间”生产机制。

　　文化是基层治理中最柔性的部分，也是相对容易找到国家、市场、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场域。新型公共文化建构强调“跨界”与“连接”，具有在行动中不断推动社会关系重塑的实践特性，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中“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形成之间存在互动互塑的关系。

　　其一，就文化作为城市治理的载体而言，通过不断汇聚多元群体和资源，使基层治理触及传统机制下看不见的新社会阶层，构建治理共同体；同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为治理载体，展现出更活泼、有人情味的一面，呈现出柔性治理与情感治理。其二，就文化由治理格局所形塑而言，伴随着多元社会力量被引入基层治理场域，其碰撞与融合也塑造了独特的城市文化，体现为当前在基层出现的一种传统与现代、新中产与老居民、文化服务与文化消费之间“跨界混搭”的社会生活，这是中国传统或西方经验中都未曾出现的文化形态，体现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文化包容性与灵活性。由此，作为一种“过程”的城市公共文化再生产，通过持续、柔性地在多元主体之间连接转译，建构了城市治理与社会发展之间互动绵密、弥合缝隙的“中间场”，得以“润心化人”。

　　城市文化和文明是城市乃至国家的厚重基底，亦是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生长的部分，是城市的温度和人民性的重要体现。城市的文化更新与文脉赓续，是城市空间、社会结构和治理机制相协调的系统性更新，触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深层的体制机制转型，是城市更新中需要久久为功的“潜绩”。只有回归日常、找回公众，关注文化再生产的实践过程，才能使城市文明更好地成为连接人与人、国家与社会、历史与未来的柔性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