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算法社会重建青年的主体性

2026-07-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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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智技术的全面下沉,正在重塑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图景。特别是随着算法从生产工具演变为一种弥散性的支配力量,其影响早已突破劳动生产的边界,渗透至私人生活的深处,将青年的劳动行为、情感体验乃至人生选择悉数纳入可计算、可评估、可调控的技术框架之中。技术由此不再单纯为人服务,反而依靠量化标尺影响人的行动与思维,实现对青年群体工作世界与情感世界的全域覆盖。

  劳动场景的算法困境

  当下,诸多研究揭示了青年劳动者的算法困境。新型零工经济覆盖外卖配送、网约车等大量青年就业场景,平台依托算法搭建起全流程自动化数据管控体系。平台对外以“自由接单、自主排班”为职业吸引力,构建起灵活就业的叙事,但这套叙事的背后,是无间断的数据追踪与全方位的量化评估体系。接单响应速度、配送完成时效、客户星级评价等全部劳动行为都被系统实时采集,换算为统一的劳动评分,并直接决定订单资源的分配优先级。这种差异化的资源分配规则,形成了无形的倒逼机制,迫使青年劳动者主动压缩休息时间、透支身体机能以迎合算法标准,劳动的节奏、空间与行为边界完全由数据指标主导,劳动者对工作的自主掌控权被削弱。

  算法还借助“技术中立”完成自我合理化包装。订单或流量分配权重、奖惩触发标准、评分计算规则等核心运行参数全部封存于算法黑箱之中。信息差使得劳动者只能依靠反复试错摸索系统偏好,从而被动迎合数据标准。

  由此,数字时代的权力形态已从传统空间主权转向数据主权,算法正是数据主权的具象化工具。平台一方面向青年灌输数据赋能个体成长的叙事,宣称算法能够提升工作效率、实现个人价值;另一方面持续采集、拆解劳动者的全部工作行为,不断迭代算法模型,最大限度压缩劳动者的缓冲时间,提高劳动产出标准。

  这种算法困境并不会随着劳动的结束而终止,也会从工作延伸至生活。当真实的亲密关系需要投入大量非标准化的时间、情绪与精力,且无法给出即时、可量化的正向反馈时,习惯了算法式即时反馈的青年,更容易转向技术提供的标准化情感服务,这也为算法入侵青年群体的情感世界埋下了伏笔。

  技术理性对情感价值的侵蚀

  如果说劳动领域是将个体的工作行为简化为可计算的效率指标,那么情感领域则是将个体的情绪体验、亲密互动、人生选择拆解为标准化的数据标签,以统一的技术标尺衡量多元复杂的人类体验。

  这种渗透首先体现在数智技术对亲密关系的影响中。当下各类婚恋匹配、社交推荐平台依托算法构建起“量化择偶”模式,将个体的外貌、学历、收入、性格乃至兴趣爱好全部转化为可匹配的标签与分值,用算法计算契合度来替代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试探与磨合。算法用分值筛选伴侣,将原本充满不确定性与成长性的亲密关系,简化为一场基于数据的精准匹配。长时间的算法管控耗尽了青年的情绪资源,面对现实亲密关系中的矛盾、磨合与不确定性,他们更倾向于逃避,转而投向算法提供的低成本、高可控的情感慰藉。

  AI情感陪伴产品的快速普及,正是这种需求下的产物。各类语言模型、情感交互机器人试图通过模拟对话与情绪回应,复刻亲密陪伴与情绪疏导的功能。但人类情感根植于独有的生命经历、身体感知与现实人际羁绊,具备不可复制的独特性与厚重感。人工智能仅能复刻表层的对话模板与情绪表达范式,剥离了真实情感中的记忆联结、身体互动与伦理责任,本质上是一种去语境化的简化情感模拟。长期依赖AI获取情绪慰藉,会让青年逐步丧失应对现实亲密关系矛盾、接纳生活不确定性的能力,心理韧性持续弱化,从而更容易陷入孤独、焦虑与自我封闭的精神困境。

  算法对情感领域的渗透,还延伸至人生决策层面,算法占卜的流行正是典型表征。平台用算法将复杂多变的生活情境转化为标准化的运势结论,为青年提供看似个性化、实则高度程式化的决策参考。面对人生选择的迷茫时,他们更容易借助技术寻找确定感与稳定感。算法占卜精准迎合了青年群体对未来的焦虑情绪,却也在无形中弱化了其独立判断与承担风险的能力。当个体将生活的主导权让渡给算法时,主体性便会逐步被技术理性吞噬,形成算法依赖型人格。

  算法规制与主体觉醒

  数字时代青年的突围路径,需要同时依托外部制度约束与内在主体觉醒的双重支撑,形成内外协同的制衡力量。

  在制度层面,需要通过政策干预打破算法黑箱,推动平台算法透明化、责任可追溯。建立常态化算法审计机制,要求平台公开核心推荐逻辑、评分权重与惩罚机制,接受公众与监管机构的监督,才能撕破“技术中立”的虚假外衣,让背后的资本支配逻辑暴露在阳光之下。与此同时,需完善数字劳工的配套法律保障,明确平台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关系,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劳动时间上限与申诉救济制度,以此平衡平台资本与个体劳动者的权利失衡,从根源上缓解劳动场景下的数据压榨与主体剥夺,为青年劳动者提供基础的权益兜底。

  如果说制度规制是从外部约束算法的扩张,那么文化层面的主体性重构,则是从内在消解青年对算法的精神依附。重建青年主体性,需要培育技术反思的文化土壤,推动技术素养与人文教育的深度融合。当下的数字教育多停留在工具使用层面,容易让青年陷入技术崇拜的认知误区,将算法与大数据视作解决所有生活难题的万能钥匙,忽略了技术自带的权力属性与价值边界。教育体系需要跳出单纯的技术科普框架,将数字媒介批判思维融入人文教育的全过程,引导青年认清算法并非客观中立的存在,每一套数据规则的背后都内嵌着特定的资本导向与管控逻辑,打破“技术万能”的固有认知,建立对技术工具的常态化反思习惯。这种批判意识的建立,是青年夺回主体性的认知起点。

  此外,打破这一思维惯性,需要青年主动建立多元的价值坐标系,劳动的价值不只由平台的评分与收入衡量,个体的成长、职业的尊严同样重要;情绪的好坏与人生的对错,不需要AI或算法给出标准化答案。主动接纳生活的不确定性,依靠自身的经验与独立思考作出人生选择,拒绝将决策权让渡给技术工具,才能真正将自我价值的评判权收回自己手中,确立人而非数据的核心地位。

  最终,这种主体性的重建需要落脚于人文精神的回归,以人文价值制衡无限扩张的技术理性。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情感、人的尊严的肯定,当这种精神成为数字生活的底色时,青年才能真正夺回个体主体性,实现不受数据裹挟的、完整自由的自我。

  (作者系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王亮(报纸)赛音(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