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话语是中国思想、智慧、价值观念的学理化表达和体系性传承，学术话语在海外的翻译与传播是“翻译中国”的关键组成部分，更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纽带。其中，中国译学话语汲取传统译论精华，融通中外，译学学者积极发挥自觉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勇于批判、传承和创新，基于国际视野、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构建具有自身学术品格的译学话语体系，其在海外的知识传播是中国译学参与全球学术对话的核心路径。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翻译生产的今天，如何在技术赋能与人文坚守之间找到平衡，把握译者这一“人”的主体性，推动译学话语在海外的译介生成，成为中国译学话语积极构建全球知识谱系的关键命题。

　　中国译学话语的构建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译学学者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意识增强。据方梦之统计，我国自创的、引进的、引进后本土化的译学理论共计73种之多。中国译学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发展新范畴、提出新表述，确立中国视角，彰显中国价值。胡开宝和辛红娟将中国译学知识体系特征归纳为自主性、中国性、世界性、原创性与系统性。各家各派的翻译学中，一些有着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如谢天振的译介学、许钧和刘云虹的翻译生成论、刘宓庆的翻译美学、杨枫的知识翻译学、周领顺的译者行为论、黄忠廉的变译论、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等，但更多是昙花一现，关键词和核心概念缺乏本土化、原创话语结构意识不强等问题凸显。

　　同时，中国译学话语的国际传播面临“外轻内重”“外冷内热”的多重挑战。韩子满与钱虹就中国学者的13个代表性译论在海外14种国际译学期刊的发文可见度进行调查，发现中国学者虽然成为国际译学期刊上的主要学术力量，但除了翻译生态学、语料库翻译学偶被提及之外，几乎没有主动推介或运用中国译论。而且，中国译学话语传播渠道单一，依赖英文而其他语种传播不足。因此，基于翻译生成过程的译者主体化机制的构建，成为中国译学话语提升国际可见度的关键所在。

　　译者主体化在译学话语外译中的推动作用

　　译学话语的外译是一个从翻译选择、生产、传播到知识重构的生成性过程。译者是核心力量，其主体性的发挥贯穿于外译生成全过程。刘云虹提出，译者主体化最关键的是翻译行为过程中的主体意识、伦理立场和创造行动。

　　中国译学话语在海外翻译传播中最首要的是译者基于生成过程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即译者对翻译使命的自觉、对翻译选择的笃定。对于中国学人构建的具有强大理论生命力的译学话语，我们有必要基于价值判断与理论自觉，选择能够代表中国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系统性地展开翻译，填补或丰富海外译论。目前，许钧《翻译论》的英、法、日、西语版均在翻译中，其中英、法、日语版受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资助。西语版则是译者基于主动译介、传播中国代表性译学知识的理论自觉而进行的翻译选择，体现了中国学人自觉的身份意识与理论自觉。

　　译者主体化还贯穿于基于伦理立场与创造性转化的译学话语外译生产之中。在翻译生产中，译者需平衡忠实翻译与创造性行为。而译学话语外译的伦理立场着重体现为中国译论学术话语与学术概念的表达、学术思想与理论体系的再现。翻译生产不仅是某一具体学术概念的语言转换，更是译者主体化意识下语言层面的创造性行动。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将“文质统一”“圆满调和”等传统美学范畴与审美理想融入当代翻译学，《翻译研究的哲学维度》以“体用”“本末”的哲学思维、“天人合一”的整体哲学观实现了理论体系的原创性构建。这些外译生产均指向中国译学新方法、新思想、新理论在海外学术话语知识体系中的再构建，本质上体现了译者面向他者的开放精神，是中国传统美学、哲学思想在当代译学话语中的再创造。

　　译者主体化还在于译者主动介入并参与海外译学的翻译传播与对话构建。译后传播是译者主体化的重要环节和进一步延伸。译者需要主动融入海外译学知识共同体之中，积极组织或参与海外相关学术研讨会，推荐译著作为教材或重要参考书目。2025年，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的英文版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同时译者积极推动海外高校翻译研究课程将该译著纳入重要参考书目。此外，译者主体化更重要的在于主动构建中外译学对话平台，邀请海外学者撰写书评，积极引发海外的议题性知识探讨，促进译学知识在海外的重构与新生。这种传播与对话旨在实现学术话语的中外平等交流，中外译学知识相互碰撞、融合、批评，产生新知识。

　　人工智能时代译者主体化的强化路径

　　当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急速发展与技术优化，为译学话语等学术外译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支持。译学话语的外译最终指向的是多维对话关系与跨文化交流的使命。这要求我们理性认知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外译生成中的位置，认识到译者主体化作为技术之上的根本存在。

　　首先，理性审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译学话语外译生成中的工具性。人工智能在术语抽取、初稿翻译、语料分析方面可以大幅提升翻译效率。但中国译学话语中涌现的崭新的译学核心概念和理论体系，已然超越了具体译学术语层面的翻译问题，而是理论体系的构建、新知识谱系的生成性问题。翻译更是一种理论体系的对外输出，脱离翻译主体的人工智能恰恰缺乏理论体系与知识图谱的构建力。

　　此外，要强化译者的理论自觉、传播与对话的关系构建以及跨文化交流的使命感。许钧提出，翻译是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刘云虹强调，翻译是一种相遇，始终处于各种关系的中心，促成各种关系的发生。杨枫也提出，翻译是“人学”。在中外学术话语对话与交流活动中，译者主体不可或缺，但唯有译者首先拥有主体化的机制构建，主体性才得以贯穿整体外译与传播交流的生成过程，展现中外人文交流的温度。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译学话语外译生成的关键在于强化译者主体性，通过主体意识、伦理立场和创造行动，以译学知识生产促进中外平等学术对话与交流互鉴。这不仅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更是参与全球学术共同体、推动文明交流的必然要求，最终目标是在中外学术平等交流下推动世界译学的知识重构。正如许钧所言，翻译是“历史的奇遇”。中国译学话语作为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一环，以流动的、开放的姿态进入世界译学知识场域，促使海外学者重新审视中国译学，实现知识的融合与创新。同时，中国译学也在世界译学知识谱系下审视自身的译学话语体系建设与发展，为世界译学贡献中国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翻译论》（修订本）日文版”（23WYYB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