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凝结着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熔铸的理想信念与使命担当，其核心内涵生动映照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强大精神力量。

　　长征精神彰显了坚定的革命信仰与深厚的人民情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率先北上，意图在军事上牵制敌人、减轻中央苏区压力，在政治上打出抗日旗帜、唤起民众抗日意愿。这表明长征最初的战略动机便具有双重性，既是基于自身生存需要的战略转移，也是基于民族大义的抗日先遣。长征出发后，这种双重性始终贯穿其中，“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长征的战略目标呈现出清晰的层次：近期目标是跳出敌军包围圈；中期目标是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长远目标是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命运与民族前途相统一。随着长征的推进，党中央逐步将北上抗日确立为红军的战略旗帜。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正式确定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不仅完成了战略转移，更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政治目标，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从长征的终点回望，“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贯穿始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是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根本利益。长征精神中“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信念，正是这一精神最核心的政治灵魂。

　　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用制度与行动守护了人民利益。1934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即要求各部队“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11月，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系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随后在《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中，明确提出“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1935年1月占领遵义后，张贴布告：“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红军所到之地，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这些政策文件与庄严承诺，深刻体现了长征精神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根本立场。

　　红军抵达大凉山越西县后，立即向当地群众宣讲自己的主张。他们把“换班作质，轮流坐监”的数百名彝汉群众解救出来，当地群众高呼“红军卡沙沙”（感谢红军）。在宁夏同心县，红军因为当地群众饮水困难，便掏挖了年久失修的“官井”，当地群众将此井称为“红军井”。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沿途群众真切感受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

　　群众的真心拥护，是对党和红军一切为了人民的最好见证。红军在贵州期间，各地群众自发带路、搭桥、提供情报。在遵义休整的12天里，动员了约5000人参军。在越西县，红军释放被关押的彝汉群众后，100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彝族红军连队——“倮倮连”由此诞生。

　　长征精神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然而博古、李德仍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而此时蒋介石已在湘西预先布下重兵。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次在危急关口紧急调整进军方向的重大决策，史称“通道转兵”。如刘伯承所言：“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通道会议虽然实现了战术上的“转兵”，但并未从根本上统一思想。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正式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作出转变战略方向的重大决策；猴场会议则进一步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一系列会议环环相扣，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地就党自己的重大政治、军事问题作出的决策”。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人用行动证明：正确的战略决策不是固守既定方案，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面对敌情变化敢于调整，面对错误路线敢于纠正，面对实际问题敢于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长征精神中“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一反此前的被动局面，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周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路闯关夺隘。据统计，长征途中红军牺牲的营级以上干部有430人左右，其中师职干部80多人。整个长征期间，红军到达陕北时仅剩数万人。伟大长征精神，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不畏牺牲、冲锋在前，用生命和热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

　　长征中的艰苦奋斗，更体现为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艰苦跋涉。中央红军先后翻越夹金山等5座海拔4100米以上的大雪山，加上红四、红二方面军，长征期间在四川翻越的4000米以上雪山多达67座。雪山之上空气稀薄、积雪没膝，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山顶空气稀薄，不能讲话，只能闷着头走，不管多累，也不敢停下来休息，一坐下来就可能永远起不来了。”其后还有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松潘草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沼泽泥潭散布，无路可行。红军将士以惊人的毅力，走完了长征。从解决草鞋问题到保障基本供给，从翻越雪山到穿越草地，每一步都是实实在在的付出，容不得半点虚功。“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意志品格，是长征精神的鲜明特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

　　长征这部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壮丽史诗，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的坚定信念与顽强意志。从坚定的理想信念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实践品格，长征精神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与深刻的历史启示。长征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最为壮丽的篇章之一。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应当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智慧，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答卷。

　　（作者系湖北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