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系统批判了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在《文学总汇报》上宣扬的“批判的批判”，并在此过程中深刻阐发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初步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其中，群众史观构成了这一理论创见的核心内容。

　　《神圣家族》

　　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1844年前后，在德国思想界，青年黑格尔派仍有较大影响。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继承并极端化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成分，将“自我意识”或“批判”抽象化为历史的唯一创造者。他们把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历史进程归结为精神领域的对立，即“精神”与“群众”的对立。在他们看来，群众是消极、物质、非历史的因素，唯有少数代表“绝对精神”的杰出人物才是历史的真正推动者。鲍威尔等人在《文学总汇报》中公然宣称，群众是“卑贱的”“纯粹的无”，是“精神的真正敌人”，历史不过是“批判”与“群众”之间的斗争，而“批判”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这种观点本质上是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极端化：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人民群众只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工具；鲍威尔则进一步将主观的“批判”凌驾于现实之上，完全割裂了它与物质生产和群众实践的联系。

　　针对这些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其展开了系统批判。他们深刻揭示了这种思辨唯心主义的本质，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错误源于一种双重的不彻底性：一方面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却又不肯承认现实的哲学家就是绝对精神；另一方面只是在表面上把绝对精神宣称为历史的创造者，实际上却把历史的真正推动力量归于少数杰出人物，而将群众仅仅视为消极、被动的材料。鲍威尔则取消了这种不彻底性，直接把“批判”与群众对立起来，声称：“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针锋相对地指出，现实的人类活动总是具体的、单个的人的活动，那种认为抽象的普遍性、精神只能在少数人身上得到表现的说法，不过是排斥群众、为少数人统治辩护的空论派逻辑。历史的活动绝非少数“精神代表”的独创，而是广大群众的实践活动。由此，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命题：“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一论断直接否定了将历史归结为纯粹精神活动的唯心史观，把实践主体——人民群众，放在了历史创造者的位置上。

　　群众史观的

　　基本内容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在清算鲍威尔唯心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正面确立了群众史观的基本原则。他们明确写道：“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些论断彻底颠覆了精神与群众的对立，将历史的基础归还给了人民群众的实践。

　　群众史观首先肯定人民群众是物质生产的主体。正是群众日常的生产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构成了全部历史变迁的深层基础。任何思想、理论，只有反映并服务于群众的物质利益，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历史力量；脱离群众的所谓“批判”或“精神”，只能漂浮在观念领域，无法转化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实际动力，更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其次，群众史观蕴含着历史发展的辩证性质。“群众队伍的扩大”本身就表明，群众不是一个静止的抽象概念，而是随着实践不断壮大的动态主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群众的构成和作用因物质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差异，但其核心始终是那些从事物质生产并承受压迫的劳动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标志着历史进步的方向。任何重大社会变革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变革越是深刻，群众队伍就越是广泛。

　　正是基于这种群众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目光投向了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中最先进的群众力量，其历史使命根植于其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客观必然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遭受着最深刻的异化，他们“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因此，无产阶级不仅是被剥削的阶级，更是变革现实的主体。他们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消灭自身存在的前提——私有制。如果不消灭自身非人的生活条件，无产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而如果不消灭集中体现在它处境中的现代社会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就不能消灭阶级对立的根源，实现无产阶级及整个人类的解放。这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解放绝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必然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群众性解放运动。由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超越了以往一切狭隘的运动，承担起实现人类解放的责任。

　　这一历史作用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来实现。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正如马克思强调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在生产实践中锤炼出的阶级意识，使之能够将科学理论转化为摧毁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现实行动，从而推动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群众史观的理论意义

　　《神圣家族》所阐发的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发展中的关键创获。此时，虽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概念尚未完全确定，但群众史观已明确历史的基础不在于抽象的精神，而在于现实的物质生活过程与群众的实践活动，这为后续唯物史观的完整表述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群众史观克服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本缺陷。它把对历史的解释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指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不仅彻底清算了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也为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即要理解历史，就必须深入群众的物质生产和革命斗争。其次，群众史观为无产阶级革命锻造了理论武器。它明确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自觉地位和解放道路，指出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自身力量，通过消灭私有制实现解放。这为工人运动注入了科学性与自觉性，引导革命者扎根于现实的群众斗争，而不是停留于抽象批判或精英启蒙。最后，群众史观深刻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哲学必须面向现实、掌握群众，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真正的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群众，从而在群众的实践中变成现实。这一观点克服了以往哲学脱离实际的局限，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神圣家族》中的群众史观是一座连接早期思想与成熟唯物史观的桥梁。它既继承了先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问题的考察，又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关系等概念的阐释准备了条件。同时，它还区分了群众的普遍历史概念与阶级概念，强调群众在实践中上升为自觉的阶级力量，这为后来理解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提供了宝贵启示。

　　《神圣家族》通过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彻底批判，系统阐述了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突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彰显了这一理论变革的深远意义。历史不是由虚幻的精神或脱离群众的少数个人创造的，而是由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创造的。这一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是理解社会发展规律、指导革命实践和引领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思想武器。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