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商品”章中蕴含的方法，被马克思称作“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这一方法是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实现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关键所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虽触及商品、价值、劳动等核心范畴，却长期陷于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窠臼，将经济范畴视作超历史的自然规定，无法穿透物的表象揭示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在数字经济深刻重塑社会生产方式、交换关系与价值结构的今天，系统回顾与阐释“商品”章蕴含的科学方法论，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理论需要，也是破解数字经济迷思、规范平台经济发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要求。

　　唯物辩证法

　　是“商品”章的哲学根基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分析商品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唯物主义为前提，强调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唯物辩证法始终坚持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出发，揭示各类范畴与观念形成的客观基础。《资本论》开篇就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特征，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是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正是基于这一客观事实，马克思将商品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起点。

　　古典经济学将价值视为商品的自然属性，遮蔽了商品价值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马克思则通过商品交换的现实运动证明，价值不是物的天然属性，而是被物的外壳遮蔽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在“商品”章中，商品、价值、劳动、货币等范畴始终被置于特定生产关系中考察，始终坚持从物质实践出发理解社会存在与经济范畴，从根本上区别于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确立了科学的哲学根基。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是理论的建构路径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叙述理论、把握整体的科学方法。从感性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虽然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但它只是看似正确，实则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例如，对人口的考察，如果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以及作为阶级依据的雇佣劳动、资本等因素，人口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缺乏实质的内容。关于对象的完整表象，已经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些抽象的规定需要进一步在思维行程中完成具体的再现。这时的具体，已经是思维的具体，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这表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并非对现实的简单复制，而是通过思维将现实中的各种关系提炼为抽象的范畴，再通过逻辑推演将其还原为一个更加丰富的思想具体。

　　“商品”章展示的正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以“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式为起点，先分析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再揭示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进而阐释价值形式的形成过程，最终抵达货币范畴。这种方法不仅是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具，也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路径。

　　矛盾分析法

　　是揭示本质的核心方法

　　矛盾分析法贯穿“商品”章的始终，是马克思揭示事物本质的核心方法。马克思由简到繁、层层递进，逐步拆解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形成了严密的逻辑链条。首先，商品二因素的矛盾，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实现商品的交换。其次，劳动二重性的矛盾，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这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理论，也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商品交换的前提是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这种决定的前提是商品的价值在质上是等同的。最后，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在私有制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者的劳动具有私人性质，但其生产目的在于满足社会需要，私人劳动必须转化为社会劳动才能实现价值。私人劳动的产品都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其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像重力规律一样作用在一切生产者身上，迫使所有生产者竞相提高劳动生产率。这进一步决定了商品经济的运行逻辑与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通过矛盾运动来推动范畴演进，彰显了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本质与科学力量。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是科学的重要原则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马克思保证理论客观性与科学性的重要原则。这一方法论要求理论的逻辑推演以历史发展进程为客观依据，同时剥离偶然的、次要的、非本质的因素，提炼并呈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并不意味着逻辑与历史完全一致。逻辑的展开必须从根本上符合历史的发展过程，历史的发展过程只能通过逻辑的展开才能被再现。“事后思索法”正是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生动展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以及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走同实际的历史发展相反的道路。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先通过对结果的分析，才获得对该结果历史性质的认识。正如只有对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引申出价值量如何决定这个问题，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问题。

　　“商品”章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是这一方法运用的典范。马克思依次分析了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式。这个逻辑推演顺序和商品交换从萌芽到成熟的真实历史进程高度契合。但是，这种符合逻辑和历史的叙述顺序，是以对货币这种成熟的价值形式的分析为起点的。马克思并未堆砌历史细节，而是抓住价值形式发展的本质脉络，以逻辑方式证明了货币不是人们主观协商或约定的产物，而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实现了逻辑必然性和历史真实性的统一。

　　历史分析法

　　是破除形而上学的保障

　　历史分析法是马克思破除资产阶级经济学形而上学谬误、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重要保障。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商品、价值、市场等范畴看作永恒不变的自然范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生产方式的天然形态。与其根本不同，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法强调，所有经济范畴和社会现象都是特定历史生产关系的产物，都具有历史暂时性。

　　这一方法在“商品”章末尾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得到鲜明体现。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物反过来支配人的现象并非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它只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在原始公社的共同生产中，不存在商品交换，也就不存在商品拜物教。在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人身依附关系清晰，劳动成果直接对应封建义务，也不存在商品拜物教。到未来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生产由社会直接计划，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更不会存在商品拜物教。这种把特定经济现象放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明确其历史暂时性的分析，就是历史分析法的具体运用。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打破了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看作永恒规律的形而上学迷思，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立场。

　　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数据商品等新形态，并未超出马克思这一方法论的分析框架。坚持运用《资本论》“商品”章的科学方法论，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数字经济运行规律，规范平台经济发展，防范资本无序扩张，推动数字经济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同时，这一方法论也为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根本的方法指引。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