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近年来全球居民消费率平均水平约为58%，发达经济体普遍处于60%—70%之间。与此相比，我国则处于较低水平。尽管近年来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频出，消费市场活力有所增强，然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仍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表明制约居民消费持续扩张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要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这一目标，需深入剖析其根源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长效、系统的机制。

　　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的

　　结构性根源

　　我国居民消费率明显偏低，是多种深层次、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解这些根源，是找到有效提升居民消费率路径的前提。

　　其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待优化，居民部门所得份额偏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没有居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提高消费率就缺乏源头活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决定居民消费率的基础性因素。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总体与GDP增速大体保持同步，但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门所占份额仍有提升空间。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基础。数据显示，我国劳动所得份额占GDP的比重在经历一段时期的下降后，近年来回升至50%以上，但仍有提升空间。

　　其二，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影响整体居民消费率。在居民部门内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同样影响整体消费率的提升。根据相关研究，我国基尼系数虽在波动中有所收窄，但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一般来说，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低，而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高，但支付能力不足。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向高收入、较高收入人群集中会导致社会总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居民消费率偏低。

　　其三，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有效降低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即期消费。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的保障水平和均衡性上仍有提升空间。居民部门储蓄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024年居民储蓄率达43.4%，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未来支出的谨慎预期。

　　其四，居民部门债务负担加重，对消费产生一定挤出效应。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高位运行，虽有连续下降趋势，2025年四季度仍高达59.4%，居民债务总额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仍在140%左右，负债规模远超当期收入，偿债压力的增加，特别是与房贷相关的长期负债，严重制约着其他领域的消费。

　　其五，消费品和服务供给体系质量与消费升级需求匹配度有待提高。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消费需求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品牌、体验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供给体系在某些领域还不能充分适应这种变化，存在高质量消费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构建以长期政策为主的体系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诸如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新能源汽车购买、发放消费券等提振消费政策，对于激发市场活力、带动相关产业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这些短期刺激政策的效果往往集中在特定领域和时段，难以带来消费率的系统性、持续性提升。近两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始终不足4%，且过度依赖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甚至导致消费需求被提前透支。

　　经济史经验已经充分说明，消费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惯性，其增长主要取决于居民持久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因此，提升居民消费率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十五五”时期，在有效发挥短期政策的同时，更需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从体制机制层面入手，构建一个涵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市场环境等多维度的长期政策体系，以实现短期调控与长效机制的有效协同。

　　其一，持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稳步“提能力”。这是解决“能消费”问题的核心。要落实落细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初次分配领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探索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价值的实现形式，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再分配领域，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其二，加快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有效“稳预期”。这是解决“敢消费”问题的关键。要进一步完善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缩小不同群体间的待遇差距。积极发展普惠托育、养老服务，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通过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切实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将更多的当期收入用于消费而非储蓄。

　　其三，着力优化消费品和服务供给与消费环境，积极“促升级”。这是解决“愿消费”问题的关键保障。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消除抑制高质量供给的制度性壁垒与要素错配，包括放宽市场准入、创新标准监管，畅通数据等要素流通；另一方面，构建适应发展需要的服务业新体制，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端融合、生活性服务业提质扩容。同时，要持续改善消费环境，完善城乡商业网络与物流体系，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让群众放心消费、便利消费，通过供给优化与环境改善共同激发消费意愿。

　　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这一目标，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难以依靠单一政策工具完成。它要求我们尊重经济规律和消费特性，坚持系统思维，通过坚定不移地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并协同推进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供给质量、市场环境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我们必将实现这一目标，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更为坚实的需求基础。

　　（作者系山东大学消费与发展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