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 共创未来”，汇聚多位重量级学术嘉宾，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等到场分享。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风向标，这场大会提出一个比技术竞赛更根本的问题：当人工智能加速渗透人类社会的肌理与日常，人类如何把握方向、守住责任，让技术进步真正增进共同福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表示，机器能走多远，取决于科学；机器应当走向何处，必须由文明作答。

　　当人工智能走进文明深处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蒸汽机延展体力，电力输送能量，互联网连接信息，人工智能则开始进入识别、预测、规划、表达等认知环节，并在科研、生产和公共服务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行动任务。

　　当前，人工智能的能力变化已经越过简单的工具辅助阶段，展现出一定的自主行动潜力。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人工智能体在计算机操作任务中的成绩显著提升，能够跨越多个步骤调用软件完成目标。但是，人工智能的能力仍呈现明显的“锯齿状边界”：一些模型可以在高难度数学测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却不能稳定读准模拟时钟；智能体在结构化基准上快速进步，却仍会在约三分之一的尝试中失败。人工智能高能力与低可靠性并存，这构成了当前技术应用中的突出矛盾。

　　“人工智能既要展现产业实力，也要校准技术发展的坐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高奇琦告诉记者，社会科学研究者应主动理解并运用技术，在与一流技术专家对话时发挥专业所长；同时要面向公众做好阐释，帮助普通人认识技术能力及其边界，使人工智能发展指向文明进步，而非停留在单纯的能力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提出，人工智能的文明尺度不仅在于能做什么、创造多少价值，更在于能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人工智能越是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越需要以人的主体地位和全人类共同利益校准技术方向。

　　自然科学会迎来“爱因斯坦时刻”吗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广度深度前所未有。它带来的影响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既涉及自然科学也涉及人文社会科学。

　　人工智能率先在自然科学领域显出巨大潜力。人工智能AlphaFold的出现被视为结构生物学领域的革命性突破。研究显示，这套多智能体系统可以生成、辩论和演化假设，并交由科学家和实验验证。同期，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与物理研究所等团队联合研发拓扑材料多智能体系统TopoMAS，将文献检索、推理、建模、计算验证和人机反馈纳入同一闭环，已发现若干种新的拓扑材料。

　　Google DeepMind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德米斯·哈萨比斯曾以“爱因斯坦测试”设问：如果把人工智能系统的知识截止时间设为1911年，它能否像爱因斯坦在1915年那样，独立推导出广义相对论？这个问题令人振奋，但也必须冷静对待。人工智能的发现能力建立在人类长期积累的知识基础设施上。模型可以把人类尚未连接的线索聚合起来，辅助科学家形成新的假说。人工智能最可信的形态，是人机协同建立可检验的知识。人工智能扩大搜索半径，人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人工智能生成候选，人设计能够推翻候选的实验；人工智能发现模式，人判断这种模式是否揭示因果机制。

　　所谓的“爱因斯坦时刻”，也许不会以机器宣布终极答案的方式到来。它更可能出现在这样的瞬间：人工智能提出人类未曾预料的解释，科学家能够看懂它、质疑它、验证它，并将其纳入完整的知识谱系。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协—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院长王国豫认为，学者应该认识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并不只是科学研究工具的变革，而是有可能影响到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因此，我们不仅要建立一套严格的科学审查、评价和验证的责任机制，还要严防人类科学判断能力被人工智能取代。

　　哲学社会科学不会缺席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与社会如何在历史中形成、在实践中改变。

　　讨论人工智能与哲学社会科学，不能从单一外来概念出发解释全部社会现象。人工智能首先是一种嵌入现实社会的技术力量：它由资本、劳动、数据、算力、制度和人的需要共同塑造；进入社会后，又会改变劳动组织、信息传播、公共服务和社会认知。

　　这种双向作用，必须放在社会实践和人民生活中理解。与许多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不同，社会主体会根据对算法的认知和预期反馈，调整自身行动。社会互构、预期反馈和话语与现实的相互塑造，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只评价算法答案，更要揭示算法背后的社会关系。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在2026年对1260名定量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调查显示，81%的受访者尝试过在研究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20%已采用能够自主编写并执行分析代码的智能体工具。更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对人工智能帮助写出可发表论文的乐观程度，普遍高于对其改善社会科学整体状况的乐观程度。效率的增长，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学术能力的实质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工智能辅助科研基本规范（试行）》，以37条规定确立“人主智辅、提质增效、如实披露、安全合规”四项原则，列出11类适用场景和10条禁用红线。给人工智能立规矩不是把它挡在学术门外，而是厘清可为与不可为，把原创思想、独立判断和最终责任牢牢留给研究者。其要义是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研究者的智能伙伴，像苏格拉底式对话者那样启发追问、检验论证，而不越俎代庖，代替研究者生产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吕鹏认为，人工智能正以强大的数据处理与模式识别能力，为考古学者装上“智慧之眼”。以武汉大学在长江中游江汉地区的研究为例，科研团队基于云平台标注33个古城址，提出耦合地理要素与时序光谱特征的机器学习预测模型，对古城区域的预测精度达80%，为野外考古调查指明了重点区域。无论是田野考古还是科技考古，考古学者始终是研究的主体，人工智能辅助的判断必须经过考古现场检验，并系统建立可回溯的证据链，确保技术不悬浮于材料之上。

　　要让人工智能真正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科研工作者应提前参与模型的问题设置和基准设计，建设可追溯、可授权、可复核的数据基础设施，建立方法审计机制，记录模型做了什么、依据什么、由谁复核确认，确保研究过程的透明与尽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在这场变革中抢占先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认为，我们的优势不在于给西方概念换一个中文名称，而在于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出发，研究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城乡、人口、教育、文化和治理问题。技术可以回答“能不能”，制度回答“准不准”，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回答“该不该、为谁做、后果由谁承担”。

　　人工智能治理走向共同实践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要容纳不同发展阶段、制度传统和利益关切，让它们在共同规则中找到各自的发展空间。

　　7月6—7日，联合国首次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全球对话在日内瓦举行，各方在同一框架下讨论机遇、鸿沟、安全和人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表示，人工智能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问题在于，我们是要共同驾驭它，还是任由它驾驭我们。

　　对话期间，由40名专家组成的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首次公开介绍其初步报告。报告指出，治理需要科学证据，但等到证据完全清楚时，行动可能已经太晚。能力增长快于保障措施，算力、数据和人才又高度集中，治理既不能在证据不足时草率下结论，也不能以“还需研究”为由无限推迟。

　　十天后，议题来到上海，进入产业、技术、投资、人才和应用的现实场域。日内瓦问“世界应共同遵循什么”，上海要回答“这些原则如何转化为产品责任、技术标准、能力建设和可核验的治理行动”。

　　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上的立场一以贯之。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强调“发展人工智能应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发展人工智能应坚持‘智能向善’的宗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中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献。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鸿沟已超出“能否上网”的日常范畴。算力能否获得、数据能否代表本地社会、模型能否理解本国语言、人才能否参与研发、国家能否独立评估风险，这些维度共同构成新时代智能平等的内涵。一个国家即使能够购买模型服务，若不能理解、验证模型并在关键领域保持选择权，也可能停留在智能时代的价值链低端。

　　此次大会展示的中国方案，不仅有更大的参数和更密集的应用，还包括开放的合作平台、普惠工具、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培训与基础设施，以及对安全、隐私、知识产权、劳动转型和环境成本的负责任安排。治理不是束缚创新，而是为创新铺设能够长期通行的道路。

　　“从日内瓦到上海，意味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正从共识走向行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成素梅认为，当前仍有三重阻碍：地缘政治加剧阵营分化，造成共识不足；技术发展快于制度响应，带来治理的认知时滞；算力和知识鸿沟固化了参与能力的不平等。破解这些难题，需要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制度智慧推动共识落地，通过大国对话弥合分歧，以动态评估缩短制度时滞，以普惠计划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能力。

　　如果人工智能只照亮少数人的未来，它就不是文明之光；如果全球规则只能由少数算力强国书写，也不会获得持久生命力。从日内瓦到上海，真正需要传递的是把自身能力转化为共同利益、把本国发展机会变成世界共享公共产品的意愿与行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袁华杰

　　（本报记者查建国、朱高磊、陈炼参与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