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吴楠 通讯员 吴斌斌 张露雨）7月4日至5日，“经学与中国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行。大会围绕“经学的成立与历史展开”“经学与中国文明的构建”“经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经学的文本及其诠释”“经学的现代转化及其理论创新”等议题，设置大会主旨报告及平行分论坛共十场。50余名来自不同机构与学科背景的学者围绕相关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与会学者以古典智慧回应现代世界的政治、伦理与秩序难题，在古今会通中拓展中国经学研究的新格局。

　　以古典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

　　本次大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聚焦中国经学的现代转型。学者们没有将经学理解为封闭的知识体系，而是将经典智慧置于现代学术视域及现代世界语境中加以考察。浙江大学副校长周江洪提出，经学研究只有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潮中，以经学与古典学提供的智慧滋养现代人的精神与文化生活，回应人类当下的现实挑战，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真正被激活。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杨国荣强调，经学研究涵盖文本、政教与意识形态等文明的多个维度。当代经学研究不能只将其作为历史遗产，而应在继承文本研究传统的同时，结合当代理论挖掘其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内涵，使之具有现代形态。

　　浙江大学教授吴根友援引大儒朱熹的诗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点明本次研讨会的学术旨趣。他提出，本次参会学者来自文学、文献学、哲学、史学等诸多学科，凸显出经学研究贯通文史哲的综合性学科特点；当代经学研究应当基于儒学中的“体用”理念，赓续儒者经世传统，恪守经典根本，主动对接现代科技、国家治理、企业管理等多元领域，立足时代议题完成经典的现代化阐释，实现明体达用、即体即用，让古老经学焕发现实活力。

　　与会学者表示，本次大会的亮点之一在于直面当代人文学界的共同追问：当现代世界面临价值失序、地缘冲突加剧和技术革新带来的多重挑战时，经典如何重新进入现代人的思想生活，为回应国家层面或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议题提供可借鉴的文化资源？

　　古典经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经学的现代阐释”是本次大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多位学者立足各自的学科维度，开展创新性的探索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赟提出，从中国古典文质论视域出发，近代文明概念的问题和局限，体现在文明等级论、特定的文明优越论取向，以及过度抑制自然的代价。文质论基于对文明与自然、天与人张力的“中道”式理解，可以提供一种文质两得、天人两尽的文明理想范式。

　　山东大学教授曾振宇引述了当代美国学者简·英格莉希的观点，她认为父母子女之间的道德关系应建立在“爱和友谊”的道德基础之上。这是现代学者立足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思路作出的哲学思考，其间渗透着浓郁的契约论色彩。与之异曲同工的是，董仲舒将“义”确立为孝行的道德基础，“义”是对父母子女双方的道德约束。

　　杭州医学院傅佳一强调，新儒家的重要代表马一浮与贺麟均曾致力于在现代社会为孝道重建普遍性的道德根基。马一浮立足经学传统，将孝视为经典所昭示的至德要道，主张以经典诠释与心性体证明孝之真义；贺麟则引入西方理性哲学，将孝置于五伦观念中加以批判性检讨，强调孝必须经受理性检验，转化为个体自觉的道德义务。

　　经学重建与中国文化复兴

　　“通经致用”既是传统士人的治学范式，亦体现了其淑世追求。东南大学教授王华宝谈到，俞樾作为晚清朴学大师，不仅承乾嘉朴学之绪余，更有着从纯粹的考据之学回归经世致用的深刻“新变”。这并非对乾嘉传统的背离，而是在“守先待后”的文化使命驱动下，对朴学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浙江大学教授吴根友提出，马一浮的性心之学特别强调每个人的性分自证自悟，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30至40年代里，他希望读书人与社会精英人士通过性分的自证自悟以挺立个体精神的主体性，同时也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性。他认为，“六艺之道”是从人的性分流露出来的，而不是圣人安排出来的，一切学问与一切事功，都只有从自己的性分出发，才能获得真正的根基，才能可大可久。这对于提升民族自信心，确立社会精英的个体主体性与民族精神的主体性，均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刺激了人们对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也为重新审视中国文化、推动儒学复兴提供了契机。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副院长张凯以钱穆、蒙文通为例，指出二人是近代传承弘扬儒学、探索中国文化发展出路的典范。二人均有意传承中国文化的真精神，立场上有继承性转化与批判性超越之别，皆是时下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以经典诠释强化中华文明的精神凝聚力

　　王朝更替的历史进程中，以六经为内核的经典文本构筑了中国文明的共识中心，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价值支撑。经学文本的诠释关联中国文明的重建。复旦大学教授邓秉元辨析三基、四始、五性、六情概念，重构齐《诗》究极天人和通古今之变的文明关切。山东大学教授戚良德从经学视角出发，把“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的《文心雕龙》定位为“经学之华”。湖南大学教授陈仁仁以易学的仁义之道为中国的文明理论重新奠基。

　　中国素有冠带之国、礼仪之邦的美誉，文明形态常常与礼乐关联。复旦大学教授徐渊从“施”“报”角度出发阐释礼乐文明的内涵；清华大学教授张涛重思孔德成的仪礼复原工作与在现代重建人伦的可能性；重庆大学副教授黄铭、陈绪波与暨南大学李元骏，从不同进路阐发中华礼乐文明的丧服、婚礼和男女有别问题，深化对礼乐的理解。如果说同济大学教授陈徽展现了经学的文质概念的深远义理，那么，郑州大学讲师李娅杰则从社会史视角揭示了儒学礼乐思想自上而下落地在民间生活世界的图像。

　　与会学者围绕《诗》《书》《礼》《易》《春秋》的文本、思想、结构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讨。复旦大学教授郭晓东从卓尔康《春秋辨义》中的“六义”学说出发，讨论经学的解释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编审赵培考察了六经的起源，即从“官守之典”向“师传之经”的转化路径。同济大学教授曾亦对《春秋》的讨论则聚焦于以道统重组政教关系。中国经学的系统除了先秦汉唐的五经系统，还有宋元明清的四书系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宫志翀关于《孟子》“一本”与“二本”的发言引发了热烈讨论。

　　古典经学不仅是民族意识的历史积淀，更是文明共同体的精神寄托与情感归属，是极具价值、应被守护与传承的宝贵遗产。浙江大学教授虞万里讲述了《春秋》熹平残石的流传故事：该石碑1934年出土，先由河南商贾王道中收藏，日本人曾欲以四万金高价收购，王氏坚决拒绝。后李杏邨以银元一万五千元购得。洛阳沦陷时，运藏在熊耳山深处，战后秘运西安。1964年入藏台湾历史博物馆。罗振玉、王献唐、马衡及台湾学者赵铁寒、吕振端、叶程义等诸多学者做过校理异文、复原碑式、追溯学统等研究工作。一块石碑，凝聚两岸数代人的心血，在战火硝烟中奇迹般地流传下来，体现了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文化韧性与两岸血浓于水的文化基因。浙江大学教授贾海生依托商周金文，揭示了殷周文化渐进融合的现象，丰富了早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意涵，重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