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领域，当代文学改编已成为内容生产的核心引擎，从《人世间》《我的阿勒泰》到《主角》，都展现出文学影视化改编的创新活力。文学资源赋能中国影视创作并非仅仅通过简单的素材供给，而是在价值、范式与生态三个层面产生结构性影响。

　　价值赋能：

　　重塑影视的价值坐标

　　文学改编对影视的深层赋能在于价值层面。当代文学作品所携带的、内化于人物与叙事的价值观，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区别于西方个人主义的精神内核。这些价值观并非孤立的标签，而是一套从中国社会现实中生长出来的意义系统，其根本特征在于：个人价值的实现始终嵌入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关系之中。

　　近期播出的《主角》即是典型案例。该剧以秦腔名伶的艺术人生为主线，诠释了“戏比天大”的伦理信条。这一精神内核并非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扎根中国乡土、以技艺为生命、以传承为使命的独特文化逻辑。当这一内核转化为电视剧的核心表达时，便为中国影视提供了一种本土化的价值坐标：个人价值在于守护与传承传统。正如评论家仲呈祥所言：“把小说吃透打碎为创作元素，再按照电视剧思维进行重塑。”这揭示了价值赋能的本质：以视听语言重构精神内核，而非照搬情节。

　　如果说《主角》展示的是对传统艺术的价值坚守，那么《我的阿勒泰》则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原著蕴含“无用之用”的生活哲学，不逐名利，在与自然的相处中获得生命的充盈。电视剧成功地将这种精神气质转化为视听语言，用长镜头捕捉阿勒泰的广袤静谧，让风景成为叙事主体；舒缓的节奏与克制的表演，传递出一种不焦虑、不浮躁的生活态度。这种价值赋能使该剧超越传统边疆叙事，成为对都市快节奏生活的精神疗愈，其广泛社会影响印证了植根本土文化的价值表达所具有的强烈感召力。

　　网络文学同样在价值层面为影视赋能，这在2025年底播出的《骄阳似我》中尤为典型。该剧在保留原著情感内核的基础上，对价值立场进行当代性重构：女性角色的主体性不再依附于爱情叙事，而是在自我成长与职场价值创造中确立；男性角色转化为平等的叙事者。这一重构将性别平等意识注入大众文化叙事，回应了当代观众对独立情感关系的审美期待。

　　范式赋能：

　　催生影视的本土叙事

　　如果说价值赋能解决的是“讲什么故事”的问题，那么范式赋能解决的则是“怎么讲故事”的问题。当代文学中的叙事智慧，尤其是那些无法被西方剧作理论完全解释的本土叙事经验，正在转化为中国影视的叙事范式。

　　这一转化在散文化作品的改编中尤为典型。散文因缺乏强情节与冲突结构，向来是影视化改编的难题。《我的阿勒泰》的成功破局，证明了中国影视可以有自己的节奏美学。改编团队采取“情节功能化”策略，将原著闲笔转化为母女互动，将自序转化为成长脉络，并新增爱情线索串联生活片段。这种“散文化叙事”打破了“强情节、快节奏”的范式——不是所有好故事都必须遵循“起承转合”的叙事定律，散文中流淌的情感与意境同样具有强大的叙事力量。

　　《我的阿勒泰》提供了“弱情节”叙事的可能性，《主角》则贡献了一种“强结构”的中国方案。《主角》确立了“一树繁花”的群像叙事结构，赋予每个人物完整的命运弧光，将个人经历与秦腔兴衰、时代变迁有机嵌套。这一结构不同于单一主角的英雄之旅范式：忆秦娥固然是核心人物，但各个配角都是各自生命的主角。在视听语言上，该剧以“鼓声”为核心意象：它既是秦腔表演的节奏，也是人物命运的节拍，更是时代变迁的脉搏。这一群像叙事契合“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为中国影视提供了不同于好莱坞模式的叙事范式。

　　当代网络文学正在为影视创作提供新的叙事方式。“穿书”“系统”“重生”“代际反差”等原创叙事模式正不断反哺影视创作。如《突然的喜欢》便是一例：原著为“穿书”设定，改编后叠加“代际反差”，情感主播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以21世纪的恋爱技巧攻略对方，频生喜剧效果。这种叙事叠加强化了时空错位的戏剧张力，很难用西方“三幕剧”结构解释，是中国网络文学自主生成的叙事智慧。

　　生态赋能：

　　激活知识生产新机制

　　价值赋能重塑了影视的价值坐标，范式赋能催生了影视的本土范式，而生态赋能解决的则是知识“如何可持续生产”的问题。当下改编实践最深刻的变化，在于文学与影视的关系正从单向“取材”走向双向“共生”，形成知识生产新机制。

　　影视改编成为文学作品的“放大器”，形成“文学→影视→文学”的反哺闭环。电视剧《主角》播出后，原著再度登上畅销榜，《骄阳似我》播出期间，原著销量显著增长。影视改编将文学带入更广阔的公共视野。文学与影视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相互激活的共生关系。

　　文学创作者深度参与影视生产，正在打破行业壁垒。《骄阳似我》的原著作者顾漫亲自担任编剧，实现了文学与影视生产的有效衔接。这种“作者主导”的模式意味着：文学创作者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深度参与知识生产的主体，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故事素材，更是对影视人物与价值的深刻理解。由此，“文学与影视共创”的知识生产模式得以形成——双方在创作过程中相互激发、共同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赋能并不意味着改编可以任意解构原作。部分改编作品因过度追求“爆点”而偏离原著精神，从反面印证了“守正”的重要性。改编的边界在于：形式可以重塑，但精神不可丢失；叙事可以重构，但价值必须传承。

　　中国正在形成的文学与影视作品“共创共生”模式，其深层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文学与影视的线性从属关系，建立了一种循环互馈的知识生产机制。这种机制的核心不是商业利益的叠加，而是创作经验的共享与转化，为中国影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艺术学部教授）